吴清缘，1992年出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青年作家，教师，《ONE·一个》《萌芽》《文艺风赏》常驻作者，著有短篇小说集《单挑》、长篇小说《吴请愿抗占记》。
说起来有些魔幻，高考前夕，我还在写小说。
高考前几天，学校让高三学生回家自己复习，在这期间，我参加了一个由文汇出版社主办的手机小说大赛，大赛初赛作品的提交日期截至高考日之前。参赛者须用手机提交一张真实地点的图片，就此编写一篇适合手机阅读的小说，初赛作品为1000字以内的未完成作品。
我在备考之余完成了1000字的小说开头，小说讲的是一个高才生为了逃避高考把准考证偷偷塞在计算器里的故事：标题叫作“破囚”，暗示主人公要打破应试教育的囚笼。完成故事的开头，我还需要一张和《破囚》这个故事有关的实景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和父母一起到我的高中拍摄的。
我们来到学校，跟门卫打好招呼，把书包倚着铁门放好，再从包里拿出文具凌乱地放在周围，书包和文具象征着主人公，学校铁门象征着牢笼，紧扣标题，也暗合了故事情节。父亲在门外拿着手机拍照，一边对焦，一边和母亲一起指点该如何摆放书包和文具。
高考结束，初赛结果公布，我成功入围复赛，但在复赛的后期被淘汰，这篇小说也不了了之。但我至今还记得父母和我一起到学校拍照的画面，空无一人的学校，艳阳当空，父母身后，偶有车辆驶过，高考距离我们很近，又很远。
高考前几天的绝大多数时间，我是在复习、刷题中度过的，1000字的小说，如今看来倒是成了备考之余的调剂。我父母默许我在高考临近时写作，并给予了我最大程度的支持，他们的支持贯穿了我中学时代的写作岁月。
高二那年是我人生的转折，我在上海市作协主办的“文学百校行”活动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未完成的科幻小说，因此结识了上海市作协的李老师。不久之后，李老师告诉我那篇科幻小说有发表的可能，要我尽快给他最终的稿件。
完稿后我心情愉悦，平生第一次完成两万字的小说，并且眼看着要发表，那几天我一直期待着稿子被录用的喜讯。李老师的电话终于在一个周五打来，他问我有没有时间出来喝杯咖啡，当时天色已晚，犹豫之下我支吾了几声，于是李老师说：“那我们就在QQ上语音聊天吧。”
我们聊到凌晨3点，聊天结束后，我的心情是崩溃的。李老师建议一切推倒重来，给我的deadline是下周一。这意味着我要在一个周末的时间里，将一篇两万字的小说打乱结构重写一遍，虽然许多段落可以保留，但也相当于是重新创作了。
那天晚上我黑着脸对母亲说：“这个礼拜我得改小说，明天的补习班我可不可以不去？”母亲非常干脆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在巨大的失落中沉沉睡去，睡了不到5个小时就起床，接着开始了无休止的修改。
那个周末可能是我写作至今最辛苦的一段时间，两天里，我持续地面对着这篇对当时的我而言已是庞然大物的小说，严苛的deadline悬于头顶——在此之前，写作于我始终是自由而随性的消遣，我从未承受过任何来自写作上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个周末使得我真正摸到了职业写作的门槛：
职业写作需要灵感，还需要匠心，更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
然而这一切都有着一个基本的前提，我父母允许我翘掉周六整整一天的补课，全力以赴地修改小说。当写作与学业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将选择的权利交到了我的手里，并尊重我的选择。
曾几何时，我认为这种尊重是一种理所当然。直到我听说作协的实习生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上海市作协举办创意小说比赛，实习生们将入围的消息以邮件等形式告知入围者，不久后他们收到了很多家长怒气冲冲的来电：“你们搞的是什么幺蛾子比赛？我们的小孩周末要补课，这个莫名其妙的比赛不参加了。”
每一届比赛都有参赛者因为父母阻挠而最终弃权，他们的写作之路，不得不被某些义正词严的声音打断。
多么庆幸，我父母尊重我的选择，并且他们乐于看到我坚持不懈地写作。他们不会给我灌梦想和励志的鸡汤，毕竟对于我父母那一代人来说，空洞的励志话语显得奢侈而轻浮，而他们的激励有着更为含蓄的形式。
我母亲会时不时地督促我，她通过我敲击键盘的频率，以及路过我房间时对我的观察，来判断我坐在电脑前到底是在写作还是在玩耍，而我生性懒惰拖延，经常被母亲看见无所事事的模样。“快点写！”母亲总是这样说。而她的督促常常让我烦躁不已，我时常“据理力争”，想证明自己有多努力，但其实我心里知道，我所有的辩驳无非是因为心虚罢了。
我父亲会看我写的小说，绝大多数时候，是我主动把稿子交给父亲。父亲读得很细，经常指出我打字时的手误，跟我交流小说的故事结构、谋篇布局。
我们往往因此争执不断。对于父亲的批评和意见我是有选择性地接受，当我以过激的辩驳来表达自己的不认同时，原本和睦的讨论就容易演变为冲动的争吵。盛怒之下，父亲常常拂袖而去：“我再也不看你的小说了！”
然而父亲不过是说说而已，当我又写出新稿，父亲还是会欣然去看。就在前几天，我投稿之前没有把稿子给父亲过目，父亲就有些不爽：“你胆子大的！我都没把过关，你就敢把稿子给编辑看啦？”
我读高中时认识了许多喜爱写作的小伙伴，如今仍在坚持写的屈指可数。而我能坚持至今，父母的支持功不可没。他们以一种深沉而内敛的方式告诉我写作之于我的价值，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儿子能坚守梦想、一如既往。写作路上，我遇到过各种各样阴阳怪气的嘲讽，在他们眼中，写作并不能带来丰厚的收入，因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而我父母从未向我灌输过如此的价值观。
豆瓣网上有一个人数逾十万的小组，组名叫“父母皆祸害”，组员争相“吐槽”父母如何以他们的方式去干涉、控制孩子的人生。多么幸运，在我的中学时代，至少在写作这件事上，我的父母没有干涉我的选择。我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区重点学校上学，成绩在“第一集团”，但算不上顶尖。以现在很多家庭对于子女前途的焦虑，他们似乎完全有理由去阻挠这一切。
多么庆幸，我父母足够开明，又和我有着相似的价值观，他们身体力行地诠释着何为尊重和理解，鼓励我在疲惫的生活里追求美好的志趣。如今的我是一名教师，兼职写作，多么美好，梦想依然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