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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没有成为歌手的

  1
  
  人不只有前情前爱,还有前理想。我的前理想是当间谍和歌手。
  
  先说间谍梦。我那时候七八岁,爱看叶永烈的小说。那时候的叶老师正在写科幻探案小说,一个系列有好多本,主人公叫金明,有一个助手叫戈亮,类似于福尔摩斯和华生这种CP。他们俩都是警察,浓眉大眼、英俊非凡。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眉头微蹙,发现真相的时候,眼睛里闪过一道明亮的光。他们的敌人,是来自西方的间谍,他们带着各种先进的科技产品,例如用壁虎皮肤提取物制造的隐身衣,来我们国家窃取情报和搞破坏。但最终都被英气勃勃的金明戈亮擒获。
  
  读了许多叶永烈的小说之后,有了想法,不能任由西方国家给咱们派间谍,我要为国当间谍,我自信不会被抓住,因为他们没有眼睛明亮的金明和戈亮。正巧语文老师布置下作文《我的理想》,我当即把这个想法写进了作文里,在众多希望当科学家、医生、工程师的同学里,显得格外另类,也因此获得了特别的待遇——零分,大段严厉的评语,还有写给家长的纸条。我的间谍梦就此被扼杀。
  
  歌手梦稍晚。
  
  我成长的20世纪80年代,是文艺的年代。禁锢之后,猛然开放,种种渴望像爆炸一样释放出来。人们都疯了,去看电影!去读书!去听歌!去跳舞!文学社遍地,到处都是油印刊物;就连家庭聚会,人们也在讨论文学;随便一本小说的印数,都在七八十万册;五分钱一毛钱一张的电影票,也让《少林寺》收获了过亿票房。演员和歌手更是多得像星星,隔三岔五就出来个陌生的名字——1986年,在首都体育馆举办的《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轻轻松松就汇集了100名歌手。即便歌手这样多,磁带那样贵——国产专辑8块,引进专辑10块,而一个职员一个月的薪水不过三四十块,却照样能出现那种奇迹——张蔷在1985年到1987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推出了30张专辑,总销量2600万张。
  
  我只是听,只是跟着唱,倒没想过要当歌手,更没想过要写歌。许多诗、歌、画的创作,其实都是荷尔蒙的结晶,少年春心才是第一推动力。十二三岁,正是“春色遥看近却无”的年纪,和世界还隔了一层纱,看什么都有一种暧昧不清,像感冒康复期的蒙圈,有点晕乎乎的,似乎还很幸福,但到底是小病未愈时的幸福。
  
  14岁,感冒好了。
  
  2
  
  感冒痊愈的标志,是突然看得出人的美。
  
  学校开运动会,我们围着操场坐了一圈,操场边的白杨树一身金黄,带点苦香,叶子像编好了程序,隔个10秒20秒,落几片到头上肩上来。到处都是年p人,平时被衣服遮掩的身体有了理由显露出来,像一根根赭色的枫树糖,金、亮、硬、涩,笑声和喧闹声就像从海底传上来的,被海水和阳光滤过,也被透明的小鱼咬过,咬一下抖一下。
  
  突然间醒了,心花怒放,盯住那些枫树糖,用目光舔舐过去,有人大概被我注视得不好意思了,就在漫天的碧空黄叶里,对我笑了一笑。25年后,我在深夜里收到一条短信:“挚爱”,总算明白了那一笑的来由。我也是一根枫树糖吧,彼此彼此,幸好幸好。
  
  就在那时听到郑智化唱歌,他的每首歌都有画面:深夜里,靠在路灯柱子上吹口哨的少年;台北冬夜里,向人靠近的流浪汉;被嘴唇划过的蕾丝花边。热爱必然导向另一个结果——去了解他、去模仿他、去变成他。是因为对他的热爱,也是因为一颗少年心,必须要有突围的方式。自己不懂得爱和绝望,能向一个略微年长者学习爱和绝望,也是突围。我很快摸清了他组织旋律的方式,他的常用词,那些画面的情调,开始动手自己写歌了。
  
  歌也是少年春心。是经过伪装的情爱,是较为委婉的欲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春心,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春心,甚至每个人生阶段也有每个阶段的春心。歌是这些春心的储存器,我们把当时的欲火、辗转、绝望,把当时的气味、颜色,刻录进这些歌里,每个音符、每个和声,都是密码。尽管歌有自己的作者,有自己的主人,但一旦我们把自己的心事和欲望放进去,我们就成了它的主人。
  
  也只有少年,才有耗不完的春心,原上青草一样烧不尽的欲望,必须以不断更新的曲库,去收纳这些离离不尽的欲望和心事,必须霸占更多的歌,去拓展欲望的边界。而老去的真正标志,就是不再听新歌了,因为不再有心事需要收纳。我们和衰老之间,就隔着一个不再更新的iPod或者云音乐库。
  
  而那时,我正蓬勃,不再满足于给别人的歌当二手主人,还想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歌,当上一手主人。我写的第一首歌我还记得,那是上高二的时候,有一天在放学路上,突然有个旋律冒出来,回到家就记下,歌的名字叫《你的微笑就是我的欢颜》,因为那个时候流行长长的歌名,而且那个名字还一定要在歌曲中间出现,作为一句主打歌词。为了写歌,我攒钱买吉他、学吉他,练声,读诗。
  
  后来的四五年里,我写了三四十首歌。
  
  我的歌长这样,这首叫《靠记忆过冬的鸟》,写于1995年:
  
  我想我等不到春暖花再开了/我终将倒在离灯火只有一步之遥/我像是一只靠记忆过冬的鸟/我小小的秘密藏在冰雪深处/我想我等不到春暖花再开了/我终将倒在离黎明只有一夜之遥/我像是一只靠记忆过冬的鸟/我小小的骨殖藏在春天深处
  
  少年对早夭的恐惧,少年的哀怨,其实都是春心的撩拨,因为觉得自己的生命特别值得一提。
  
  3
  
  我有没有为成为一个歌手做过努力?
  
  有的。在我手里有20多首歌的时候,我开始给正大国际、大地唱片、嘉鹏文化寄样带。他们都出过民谣专辑。我收到了若干回信,若干电话,标准格式,寥寥数语:“样带和歌谱已经收到了,会认真对待,希望你再接再厉,写出更好的歌。”
  
  样带是我用录音机录的。那时候我住在学校广播站,广播站有两台录音机,我就用它们把我的歌都录了下来。我开发了录音机上的所有功能,制造出各种效果,例如先录一遍,作为伴唱带,然后再唱一遍,两遍叠加在一起,制造出合唱或者和声的效果。我还去学校电教中心,借了一整套效果声的录音带,在一些歌里,加上鸟叫声、雨声、海潮声以及教堂钟声和火车开动的声音。还请了会乐器的同学们,用二胡、口琴、手风琴加伴奏进去。
  
  后来,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歌唱比赛,得过各种奖,见过许多专业人士:词曲作家、歌唱家、编曲大拿,渐渐知道怎样才能真正入行,怎样成为一个歌手。但我从没有实践过,因为在那时,我已经开始写作,并将作品发表,渐渐明白写作或许更适合我,所以我不再对歌唱比赛真正上心,也不再对比赛结果寄予期望,即便在普选阶段就被刷掉,也不再耿耿于怀。
  
  我用写作为自己建设了一个逃遁之所,用它来解释我在其他地方的失败。因为我知道不论我遭遇怎样的挫败,都会有写作接纳我。于是,我在其余任何地方,都成了一个业余选手,以素人的心态,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事,和我合作的人,很快就觉察了,我尝试投身的那个领域也很快就觉察了。假如“音乐”是一个杀伐决断的皇帝,他必然能看出我眼睛里的闪躲,执行时的不坚定,满口应承时的三心二意,被拖出去砍头是迟早的事。
  
  在写作领域,我就好一点吗?其实也没有。我一心想要写小说,但写了没多久,就转向专栏,从此写了12年专栏。小说也成了我的逃遁之所,每逢发现自己的专栏写得不好,我就假设,还有小说可以接纳我。尽管我的小说故事大纲装了两个文件夹,但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我变成了完整的作品。
  
  可能是因为怕,怕自己不能胜任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怕自己并无才能,怕自己唱不上去某个高音,怕自己没有构架长篇小说的能力。为了不让这些可能变成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逃避、从不开始。
  
  更重要的是,少年春心稍纵即逝,过了某个年纪,对于用歌寄放欲望这件事,就不那么积极了。我的歌手生涯在这个年纪到来之前就结束了。
  
  我从此安心,安然接受自己的怕、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灵光消逝,以及自己并不能分身为亿,拥有1亿种生命的遗憾。终于老去的那一天,弹不对最简单和弦的那一瞬,我如释重负。我安安静静地做一个懂得听和看的“外星人”。我坐着火车北上南下,在河湾、海岸、灌木丛、广场、篝火点点的沙滩上,想到我所在的人群,正是他们藏身的人群,我有一种亲人散居各处、知道彼此的存在却再也不见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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