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春天，我来到北京，出租房在西城区一幢高楼的22层，很高；8。7平方米，很小。这个空中蜗居是我临时的家，安放流浪的身躯，也安放文学的梦想。
我的房间有一个奇怪的阳台，没有出入的门，进出阳台必须爬窗户。
我中年发福的身材其实已经不适合翻爬窗户了。入住的头几天，我看着高高的窗台，为难极了。我有些担心，怕窗户太窄，爬的时候会被卡住；怕自己动作笨拙，上了窗台下不来；又有些隐隐的羞怯，总觉得这个年纪了还攀爬窗户，有失端庄与体面。每次爬窗户的时候，我都要关好房门，免得让人笑话。
也许，任何技能都是用进废退吧。爬了几次，我发现自己其实很会攀爬。我也曾有过适宜攀爬的身形，但我的漫不经心与时间共谋，致使身形走样。如今，出于进出窗户的需要，我不得不像猫撑起胡须丈量洞口那样，计算起身躯与窗户的比例。我重新练起瑜伽、游泳，还特意买了体脂秤，用尽各样方法，试着缩小自己，以便更加自如地进出窗户。每有懈怠，我都会告诫自己—再胖下去，这个窗户你可就爬不出去了。
爬着爬着，我的身手越来越敏捷，轻而易举就爬了出去。一只会攀爬的猴子沉睡在我身体里，现在我把它唤醒了。爬着爬着，我欣喜地发现，这个房间不是8。7平方米，而是11。7平方米，平白多出的3平方米是我靠攀爬换来的。我把很多物品都放置到阳台上的大储物柜里，需要取用时，腿一抬，就到了阳台上。在会攀爬的人眼中，窗户仅仅是一扇安在高处的门。
爬着爬着，我常常忘记自己已到中年，而钻出窗户的那个人似乎仍在少年时，淘气、鲁莽、轻捷、机敏，没有体重的负担，不用顾虑他人的目光，无畏无惧，无拘无束。
爬着爬着，我对翻爬窗户居然上了瘾。北京的春天来得很早，天空日复一日地放晴，阳光射进22层的窗户，清脆、直白，像一记响亮的哨声，很轻易就能把人从情绪的低谷一下子拽到高亢明亮的空中。那阳光，诱我以光芒和暖意，日日怂恿着我—到阳台上去，捧一把阳光抱抱，或者让阳光抱抱。
爬着爬着，我一天比一天快乐。我仿佛不是从一个窗户里爬了出去，而是爬出了安稳和惰性织成的围栏，爬出了数十年来层层捆住我的束缚。爬过窗户的我，感觉到自由的风在身体里回旋。
我由此而g喜，似乎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就是为了与这个窗子相遇，就是为了爬出这个窗子。在那个生存了小半辈子的环境里，每一个新的日子都是对昨日的重复，每一天的节奏都是固定的预设与编排，曾经扬起的帆已经落下，在既定的航道里，我正在安安稳稳地驶向预知的终点。
难道这就是我的一生吗？我还没有与属于我自己的文字相遇，还没有与属于我自己的作品相遇。她们，正安睡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等着我去寻觅，等着我去挖掘，等着我把她们轻轻唤醒。
站在22层的阳台上，我看见高远的蓝天，绵软的白云；看见昆玉河蜿蜒回绕，春水含情，岸边的杨柳吐露新绿，随风摇摆；看见大学操场上的学生们你追我赶，生命的元气从他们年轻的身体里迸射出来，美好得让人敬畏。我用目光一寸一寸抚摸眼前的所有，这一切无不让我心生欢喜。
站在22层的阳台上，我看见了一座山。那座山连绵不绝，耸立在天与地交接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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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名字，我只是日复一日地眺望着她，在清风骀荡的早晨，在阳光灿烂的午后，在文思枯竭的午夜。看久了，这座山就成了我心中的图腾。我常常想，我看见了那座山，终有一天，我要爬上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