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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与叛逆

  1974年高中毕业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大学生必须从工农兵里选拔,企业不招工,干个体属违法,想插队也找不着门插,只能待在家里。那是我最彷徨的一段时光。
  
  因无所事事,我与另三位要好的男同学每晚聚在一起,在城市街道上漫无目的地逛荡,常常是走到一十字路口就不知该往哪儿拐了,遂以抽签方式决定拐的方向。
  
  父母仍操心在单位,那天,我与邻居孩子在外玩赌弹玻璃球,误了母亲安排的熬稀饭,母亲到家发了火,操起笤帚打我。母亲手很轻,我也已经习惯了她这种雷声大雨点稀的发火,不仅不怕,反逗她玩:欺她有裹脚史,跑不快,便始终距她前面一步远逃着,让她既打不着,又每每瞎使劲挥胳膊。母亲追得气喘吁吁,罢了手说:“看我不回头告诉你爸爸让他打你。”
  
  父亲打孩子常常事先一点征兆没有,突然就打,又多是打耳光,我甚害怕。母亲这一说,我是真烦了,烦透了,即甩了脸,夺过她手中笤帚狠狠地扔到房顶。
  
  真是越想越烦,我突然冒出一念头:跑吧!向爸爸抗议!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叛逆。怎么跑?学铁道游击队—攀火车。枣庄城区距津浦线薛城站65里,各地火车皆由那经过,而枣薛铁路主要是运煤。我沿枣薛铁路向西跑,一气跑到薛城站内,准备去南京。为何去南京?因父亲早时曾在南京上学,我对它有种莫名的向往情结。那晚,我顺利地作为一逃票者上了津浦快车,翌晨抵达南京。
  
  首先去了中山陵。攀至一高点俯视,但见远处江水朦胧,近处松涛汹涌,又紧挨伟人,立时豪情高涨。此前,我已对文学生出强烈爱好,常习撰“散文”。但“文革”中因文遭祸者多,父亲心生恐惧,不许儿子从文,见我偷写东西一律撕碎或烧掉。而此时,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很自信将来定成一伟大作家!啥样叫伟大的作家?心里很模糊,因当时并不知世界上都有什么作家。
  
  从中山陵下来就去逛著名的中山路。身上有两块钱,是妈妈让我买家用食品的,未来得及买。已过午,已三顿饭未吃,实在太饿,买了碗面条吃了。余钱去书店买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叫《五七干校散文集》。至此,对父母的愤情已失,担心他们挂念,便发了电报:“我已到南京。”后来方知,父母为我第一次夜不归宿,几乎寻遍我所有同学,并发动多个同学帮忙找我。
  
  想逛玄武湖,不想被门口摆象棋残局摊的诱住了,牌上写:打擂者胜胜两毛,输输一毛。我很自信自己的象棋水平,自然不放过机会,想赢上几毛钱买饭吃。不想,下两局都输了,身上还剩一毛二,一碗面条也买不了了,也不敢再赌了。
  
  晚间想混入南京站攀车回薛城,不想候车室一警察特别留意我,怎么混,都因没票混不进去。我只好放弃原想法,决定去南京北最近的小站攀车。
  
  那小站叫林场,但到那儿须穿过南京长江大桥。当时,大桥戒备很严,早5点前不得通汽车和行人。我在桥头一直候到早5点,10月的微寒风让我瑟瑟发抖。5点后,我跑过南京长江大桥,抵达林场站,后逢一北去客车攀上车。
  
  在车厢值得一提的是,一农村妇女挎着一篮鸡蛋,逃票乘车去外地销卖。那年代对商贩管得尤其紧,她被列车员查出。至今,那妇女赖躺在车厢地板上、死死拉住一座位铁环不肯下车的景象仍清晰闪现在我眼前。同样作为一逃票者,我一直恐惧不安地看新买的书,表面一副镇定状。那列车员睃我几次,最终还是没查我。如今想想,那时的人与现在的人区别很大的一点是:逃票的少,坏人少,被怀疑的人少,怀疑陌生人是坏人的人也少。我因此顺利逃票回到了薛城。
  
  已是午夜,近三天只吃了一碗面条,65里路实在无力气再走回。我就紧盯住站上的运煤车。注意到站台上一提着信号灯的人走近一运煤空车,我意识到此车即将发车,便攀上了。车不久启动,驶到距我家十多里远一煤矿停下……
  
  从那以后,记忆中,父亲(已英年早逝)基本上没再打过我。写到这里,我已满面泪水……
  
  回首往事,反思当今,为何眼下孩子一辈—与我们当初相比—“叛逆”者多,甚至犯罪的多了?若细研究,本人以为,主要是这些孩子内心陷入了我当初那种感到无出路的惆怅、迷茫和彷徨之中。作为年轻人,惆怅是难免的,迷茫是难免的,彷徨也是难免的,但一定不要让他们这样的时间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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