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高中毕业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大学生必须从工农兵里选拔，企业不招工，干个体属违法，想插队也找不着门插，只能待在家里。那是我最彷徨的一段时光。
因无所事事，我与另三位要好的男同学每晚聚在一起，在城市街道上漫无目的地逛荡，常常是走到一十字路口就不知该往哪儿拐了，遂以抽签方式决定拐的方向。
父母仍操心在单位，那天，我与邻居孩子在外玩赌弹玻璃球，误了母亲安排的熬稀饭，母亲到家发了火，操起笤帚打我。母亲手很轻，我也已经习惯了她这种雷声大雨点稀的发火，不仅不怕，反逗她玩：欺她有裹脚史，跑不快，便始终距她前面一步远逃着，让她既打不着，又每每瞎使劲挥胳膊。母亲追得气喘吁吁，罢了手说：“看我不回头告诉你爸爸让他打你。”
父亲打孩子常常事先一点征兆没有，突然就打，又多是打耳光，我甚害怕。母亲这一说，我是真烦了，烦透了，即甩了脸，夺过她手中笤帚狠狠地扔到房顶。
真是越想越烦，我突然冒出一念头：跑吧！向爸爸抗议！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叛逆。怎么跑？学铁道游击队—攀火车。枣庄城区距津浦线薛城站65里，各地火车皆由那经过，而枣薛铁路主要是运煤。我沿枣薛铁路向西跑，一气跑到薛城站内，准备去南京。为何去南京？因父亲早时曾在南京上学，我对它有种莫名的向往情结。那晚，我顺利地作为一逃票者上了津浦快车，翌晨抵达南京。
首先去了中山陵。攀至一高点俯视，但见远处江水朦胧，近处松涛汹涌，又紧挨伟人，立时豪情高涨。此前，我已对文学生出强烈爱好，常习撰“散文”。但“文革”中因文遭祸者多，父亲心生恐惧，不许儿子从文，见我偷写东西一律撕碎或烧掉。而此时，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很自信将来定成一伟大作家！啥样叫伟大的作家？心里很模糊，因当时并不知世界上都有什么作家。
从中山陵下来就去逛著名的中山路。身上有两块钱，是妈妈让我买家用食品的，未来得及买。已过午，已三顿饭未吃，实在太饿，买了碗面条吃了。余钱去书店买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叫《五七干校散文集》。至此，对父母的愤情已失，担心他们挂念，便发了电报：“我已到南京。”后来方知，父母为我第一次夜不归宿，几乎寻遍我所有同学，并发动多个同学帮忙找我。
想逛玄武湖，不想被门口摆象棋残局摊的诱住了，牌上写：打擂者胜胜两毛，输输一毛。我很自信自己的象棋水平，自然不放过机会，想赢上几毛钱买饭吃。不想，下两局都输了，身上还剩一毛二，一碗面条也买不了了，也不敢再赌了。
晚间想混入南京站攀车回薛城，不想候车室一警察特别留意我，怎么混，都因没票混不进去。我只好放弃原想法，决定去南京北最近的小站攀车。
那小站叫林场，但到那儿须穿过南京长江大桥。当时，大桥戒备很严，早5点前不得通汽车和行人。我在桥头一直候到早5点，10月的微寒风让我瑟瑟发抖。5点后，我跑过南京长江大桥，抵达林场站，后逢一北去客车攀上车。
在车厢值得一提的是，一农村妇女挎着一篮鸡蛋，逃票乘车去外地销卖。那年代对商贩管得尤其紧，她被列车员查出。至今，那妇女赖躺在车厢地板上、死死拉住一座位铁环不肯下车的景象仍清晰闪现在我眼前。同样作为一逃票者，我一直恐惧不安地看新买的书，表面一副镇定状。那列车员睃我几次，最终还是没查我。如今想想，那时的人与现在的人区别很大的一点是：逃票的少，坏人少，被怀疑的人少，怀疑陌生人是坏人的人也少。我因此顺利逃票回到了薛城。
已是午夜，近三天只吃了一碗面条，65里路实在无力气再走回。我就紧盯住站上的运煤车。注意到站台上一提着信号灯的人走近一运煤空车，我意识到此车即将发车，便攀上了。车不久启动，驶到距我家十多里远一煤矿停下……
从那以后，记忆中，父亲（已英年早逝）基本上没再打过我。写到这里，我已满面泪水……
回首往事，反思当今，为何眼下孩子一辈—与我们当初相比—“叛逆”者多，甚至犯罪的多了？若细研究，本人以为，主要是这些孩子内心陷入了我当初那种感到无出路的惆怅、迷茫和彷徨之中。作为年轻人，惆怅是难免的，迷茫是难免的，彷徨也是难免的，但一定不要让他们这样的时间太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