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父亲离我们而去已有好些年了。
父亲生前最爱动笔耕耘。
犹记得那年，我被某所女校录取，头一次与父母异地分居的情景。那时候，常常未满三天我便接到一封信，都是当时任某保险公司分社社长的父亲写的。信封上总是排列着几个工工整整、一丝不苟的大字–“向田邦子阁下”。初次见到时，当真令我手足无措。当然，父亲给自己的女儿写信时，用“阁下”这个字眼的，本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但是对我来说，仿佛就在四五天前，父亲还在“喂！邦子！”这样的大叫大嚷，再不就是挥舞着拳头毫不客气地招呼在我们身上。但今天却突然变得如此郑重，这天壤之别真是让我既感到光彩又难为情。
信的正文总是从彬彬有礼的日常寒暄开始的。其后再转到什么在东京新购的房子摆设如何啦，庭院里又新栽植了哪些花木啦，诸如此类的家常话。而且在行文之中，父亲直接把我改称为“您”。
“以您目前的学习来看，最难的应该是汉字吧。但是，既然选择了这一科，就请努力吧。时而翻阅一下字典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啊。”末尾也一定会加上这样的叮咛或勉励。
每当这个时候，平日里只穿着一条内裤在屋子里来回乱晃、酗酒严重、不知怜惜地追打妻儿的父亲的影子，在我心里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父爱与尊严、毫无瑕疵的父亲的形象高高耸立。被公认是暴君，但也十分爱面子的父亲，用如此温文尔雅的笔触给自己的女儿写信，或许，只有在信里，才能告诉我一个平日里不苟言笑、羞于矫揉造作、但却充满舐犊之情及鲜为人知的真实父亲吧。
有时也会有一天来两三封信的情况。结果，异地求学结束时，父亲的信早已铺天盖地般淹没了我的宿舍。我把它们束扎起来，存了好长一段时间，但现在已不知放到哪儿去了。父亲64岁时与我们分手了。之后，那些信陪伴我走过了30多年的路途。每当展开信，读着字里行间跳跃着的亲情，总是会回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
这些包含怀念与回忆的信札诚然是父亲的一部写真集，但是比这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父亲与三妹合写的无字明信片。
在战争结束那年，我家变成了汪洋大海，一家人勉强捡回性命。这样下去，一家人早晚都要送命。于是父亲决定把三妹送到甲府，名为转学，实为逃命。
三妹走之前的那晚，一家人围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默默无语。母亲低头缝着为三妹赶制的衣服。用的是当时最昂贵的白布。父亲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大摞明信片，一个人趴在桌旁默默地写着什么。
“喏，走的时候带着这个。在那边若是健健康康地活着的话，就在这上面画一个圈，每天寄一张回来。家里的地址我已经全都写好了。”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打破沉默，缓缓地说。三妹当时认字还不多，更谈不上写了。
于是翌日一早，三妹就上路了。随身行李除了一个饭盒，剩下的就是那个盛满了明信片的大背包。看着三妹瘦小的身影渐渐被朝阳吞没，想到下次的相会遥遥无期，我的心就一阵阵地揪痛。
一周后，第一封明信片寄来了。父亲一把抢了过去，只见上面用红铅笔画着一个大大的、很有气势的圈，仿佛都要溢到纸外了。末笔的附言是别人代写的：“我在这儿受到当地妇女协会的热烈欢迎。食物有红薯饭和脆饼干，比在东京吃的南瓜蔓强多了。所以我画了一个很大的圈。”
可是第二天来的圈急剧缩小，仿佛是极不情愿画上去似的。再往后的日子里，圆圈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了一个叉号。这个时候，正巧住在与甲府不远的二妹决定去看望三妹。当时正坐在学校围墙下吃梅干的三妹，一见自己的姐姐来了，“噗”的一声吐出梅核，“哇”地哭了出来。
不久之后，带叉号的明信片没有了。第三个月，母亲去接三妹回家。据说当时母亲去的时候，正患严重咳嗽的三妹在一间不足4平方米的房间里呼呼大睡，头上生满了虱子。
三妹要回来的那天，我和弟弟把自家菜园种的南瓜全摘了下来。从两手抱不过来的大南瓜到手掌可容的小南瓜。以往见到我们摘下不熟的瓜就会大发雷霆的父亲，那天竟一个字也没说。我们把二十几个南瓜一字排在厅房，这是惟一可以让三妹高兴的事。
夜深了，一直趴在窗口张望的弟弟突然喊道：“来了！回来了！”正端坐在茶房独自饮茶的父亲赤着脚奔了出去，一把把三妹抢到怀里，搂着她瘦削的肩膀哭得一塌糊涂。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见到平素严肃而不苟言笑的父亲哭泣。
31年后，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此时三妹也到了当时父亲的年龄。但是，那些无字的明信片时常让我们回到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