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父亲第二次从鞍山来上海，还是穿着绿色的旧军装，提着只黑皮箱。人群里很容易看见他，个子很高，脊背挺得笔直。
父亲当过10年兵，转业后也常以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时不时地就会来一句“我是个军人”。母亲在他退伍后的第一年，离婚改嫁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父母都心存恨意。尤其对父亲，我至今都认为，如果他早点转业回来，这个家不会分崩离析。
父亲那次来，是来看孙子的。我在电话里告诉他小婷生了的时候，他停了一会儿，丢来一句：“我过去看看。”
我到火车站接他，开了辆新车。他有点惊讶：“你买的?”
我点了点头。
他给了我一拳，说：“混得不错啊。”
我揉着被打得生疼的胳膊说：“你不打我就难受是吧?”可心里却很高兴。父亲的拳头有多层含义，生气的时候，表达愤怒，此时表达欣赏。
父亲给孙子买了块玉坠子做礼物，水头不错，就是小。岳母说：“亲家真是好眼光，大小给婴儿戴正好。”有点话里有话的意思。父亲笑了笑，没接口。
看过孩子之后，他没睡在家里，而是租了间小旅馆。小婷觉得过意不去，说：“爸，家里有地方，干吗睡外面啊?”
父亲说：“我打呼噜响，吵你们就算了，吵到孩子不好。”
我给了小婷一个眼色，让她别劝了。父亲是不会住的，因为这里是他的心病。
小婷是上海人，家境很普通，但以上海作背景，就会有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比如岳父母的退休金，比我父亲的工资还要高。再比如他们手里的两套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老房子，从容不迫地就涨成了近百万的身家。
2004年，我向谈了4年的小婷求婚，小婷没犹豫地答应了。但是她的母亲，开出了张让我心惊肉跳的礼单：买房，办酒席，礼金2.8万元；女方买车，装修，置家具。那一年，上海的房价已经开始离谱，对于工作不满两年的我来说，即便按揭，也捉襟见肘。
万般无奈下，我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说的还是那句：“我过去看看。”
说实话，我没想过两家父母会以谈判的形式完成了第一次见面。父亲一上来拿出了撒手锏，他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张存折摆在桌上，说：“少军那儿有多少，我不太清楚。我退伍的安置费和这几年攒的都在这儿了，一共4.6万元。多了，真没有。但是我想说，我是个军人，我这辈子教给我儿子，就是个正字。小婷肯嫁，我保证她不受委屈。少军要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我就先削(打)他。”
小婷的母亲听完了，接不下话。但一直不说话的准岳父却说：“那就这么定了吧。”
那天两家做了个互换的决定。小婷的父母拿出一套房子给我们，买车的事以后再说，父亲的存款用来装修买家电，剩下的，我和小婷自己筹。
从小婷家出来，我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说：“爸，谢谢你啊。”
父亲却一直黑着脸，沉默不语。第二天，他就买了车票回鞍山。临上车前，他忽然对我说：“爸这个人性格不好，在社会上挣不到什么钱。你娶个媳妇，还得住到人家家，委屈你了。”说完，他重重捶了我肩膀一拳，转身上车了。
我结婚后，父亲几乎很少来上海，我也很少回去看他。后来我开了家小公司，生意最风光的时候，曾准备订机票接父亲来上海玩，可他一口回绝了。他在电话里说：“少军，有钱也别乱花，你还有孩子呢，将来那是无底洞。”
小婷说：“我感觉你和你爸不是很亲呢。”我毫不掩饰地说：“是。我活的前12年里，有他没他一样。16岁上高中开始住校。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就四五年。”
其实，如果再细分下来，我和他共处的四五年里，有一半时间无话可说，一半的一半他在教育我，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他在揍我。记忆里，足够温馨的片段，少之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