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长大的朋友，前些日子进了城，在车站的站台上当保安。
我知道那是多么枯燥的工作。整日对着轰鸣的车头与无尽的铁轨，来来回回，定点巡视。铁路上一旦发生事故，哪怕微小至极，他都脱不了干系。朋友是个老实人，他每天都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定时出去查看究竟。
他说，城里的东西太贵，车站又不让保安到食堂打菜，他每吃一顿，心里都觉得愧疚。后来兴许是与他母亲提及，不到半月，他的母亲便披星戴月地从乡下赶了过来，在城里租了一间小房子。白天，她就在车站的门口卖点小杂货，晚上就在屋子里缝补衣物。
他的母亲为了能给他做好饭菜，每每都是在他下班前一个小时就收摊回去了。冬雪寒天，我时常看到他的母亲独自坐在车站不远处，捣鼓着那些小玩意。我不止一次向他抱怨，不能让自己的母亲在这样天寒地冻的时候出来，他也曾劝过，可他的母亲却死活不愿，说自己总不能来城里白吃白喝，给儿子添麻烦。再说了，这城里的房租可贵了，要不卖点小东西，住哪儿？朋友争不过她，只好作罢。
鹅毛雪花洒在小镇的车站上，皑皑地落了一地。他的母亲一日都不曾间断送饭这个事情。
朋友的母亲没有手表。以前，她可以问问旁边摊子的老太太们，可如今，冬寒料峭，谁还甘愿为那几个钱来此地吃苦受冻？
冬天的天色晚得比较早。于是，朋友的母亲就经常回去得很早。买了菜，做了饭，颤巍巍地立在站台的检票口处，等着朋友下班。很多时候，这么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呵气成冰的站台外，时常看不到一个人。
当然，朋友不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每次他接过的饭菜，都冒着热腾腾的香气。
后来，春节前人流拥挤，段上派人下来检查，领导三番五次叮嘱，务必在站台上做好旅客的迎接工作，否则后果自负。于是朋友在火车还没开来时，就安安分分地跑到站台上面等候了。
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母亲，一动不动地蜷缩在靠近检票口的位置上。那天，火车晚点一个多小时，所有人都受不了，回到保安室取暖。只有他，依然默默地站在那儿。
当下班的铃声响起，他的母亲忽然慌乱地扭动着身子，朝着站台上奔来。当他看到他的母亲一面走，一面从胳肢窝里掏出那个熟悉的饭盒时，他再也没止住奔腾的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