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考完试，老师发考卷，总是从最高分发起，我们在讲台下马上一阵掌声附和。不外是丁心文，一百分；张美美，九十八分；王丽芬，九十八分……
起先，老师还微笑着把考卷递给每一个人。渐渐地分数比八十分还低，老师开始不耐烦了。考卷愈发愈快，微翘的嘴角慢慢收敛成直线。什么王惠赐，七十六分；林明琦，七十四分……分数愈低，老师愈生气。渐渐变成用手丢，被喊到名字的人赶紧跑过去捡自己的考卷。到了六十分以下，不得了了，考卷一张一张在空中翻飞。每次总是那几个人，在讲台前面一阵乱扑，抓蝴蝶似的。
等发到最后一张考卷，老师停下来了。他睁大眼睛，装腔作势地说：“哎哟，考这么低，我真希望我看错了——”
全班只剩下我一个人没领到考卷，我只好硬着头皮站了起来，低着头，假装一副很可怜的模样。
老师一边摇头，一边嘴里发出“”的声音，像电视上益智节目主持人似的问我：
“猜猜你考了多少分？”
通常我从五十分开始往下猜。每猜一个分数，老师便翘起眉毛，发出质问的声音，声音愈来愈大：
“有这么高吗？哼——”
他习惯把尾音“哼”拖得很长，凭声音大小、强弱以及尾音的长短，我调整分数值，好像猜谜游戏一样。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同学不时爆出笑声。老师总是装出很严肃、很生气的面孔，但偶尔他也会忍不住笑出声来。等分数接近于零，我也几乎猜中了自己的成绩，老师才把考卷丢下来。我如获至宝地把考卷捡回来，发现整张考卷上到处是红色的叉叉，惨不忍睹。
“像被轰炸机轰过一样。你的考卷这么漂亮，你有什么感想？”老师问。
“下次老师只要把写对的答案打钩就好，这样考卷会比较干净。”我搔搔头，想出了一个妙计。
没想到话一说出来，全班又一阵哄堂大笑。老师的脸一阵青、一阵白，这次他真的生气了。
“我问你，”老师说，“日本占领台湾，台湾百姓在异族的统治之下，纷纷起来反抗。这明明是事实，你为什么写错呢？”
“日本怎么可以这样呢？”我说，“他们怎么可以占领别人的国土呢？这样做明明不对，为什么要写对呢？”
老师气得全身发抖，抓住我的肩膀：
“好，那你说，这一道是非题，‘好学生，早早起，背了书包上学去’，这一题为什么错了呢？”
我有一点儿害怕，不敢说话。老师更靠近我了，睁大眼睛问：“你倒是说说看啊——”
“礼拜天不用上学去啊——”我只好实话实说。
老师点点头，转身过去，可是我知道他是忍不下这口气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果然没错，走了七步不到，他转身脱下皮鞋，准备朝我冲过来。我看见老师满脸涨红，眼圈紫黑，只差没从头上冒出白烟来。见苗头不对，我拔腿就跑。说时迟，那时快，穿过走廊，越过操场，回头一看，不得了，老师穿着一只皮鞋，手里抓着另一只，奋不顾身，一拐一拐地追打过来。
我敢打赌，所有教室靠操场的班级都停止了上课。教室窗户边挤着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脑袋，大呼小叫地为我们鼓掌加油。直到后来，老师再也跑不动了，气得将一只皮鞋朝我丢过来，从我头上飞过去。我们隔着远远的距离站定，老师一喘一喘地看我。
“你不要跑呀——”老师远远地指着我，破口大骂。一转身，不得了了，从行政大楼的方向，校长带着一群穿西装、打领带的督学走过来。
我们迟疑了一会儿，同时都注意到了操场边的升旗台——唯一的遮蔽物。眼看校长与督学们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我们别无选择，顾不了恩怨争执，突然同时飞奔到升旗台背面躲藏起来，只露出眼睛，贼溜溜的。
校长愈走愈近，我们屏住气息，清楚地听见他自夸地告诉督学：“我们学校最引以为傲的事就是我们的环境清洁，可以说是独步全省……”
话还没说完，大家都同时注意到在操场最明显的位置，丢弃了一只又臭又旧的烂皮鞋。校长皱了皱眉头，又拿出手帕来擦汗，一紧张手帕掉到地上，他仍下意识地拾起来擦脸。手帕上沾着泥土，校长的脸愈擦愈脏。
“怎么会这样呢？”督学们睁大眼睛盯着那只鞋。校长一脸无辜，一手抓着鞋子，一手捏住鼻子，不情不愿地朝升旗台旁的垃圾桶走过来。
随着他一步一步走近，我们的心脏都快从嘴巴里跳出来了。老师像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低着头，涨红了脸。随着校长越来越靠近，我们的头也越来越低，脸都快贴到地上去了。
校长在垃圾桶前犹豫了一会儿，总算下定了决心，“咣当”一声，把鞋子丢到垃圾桶里。
这一声“咣当”让我觉得好笑——没想到老师也有这样一天。终于，在校长转身的一刹那，响起了下课钟声。
“当——当——当——”下课的学生都跑过来要看那只鞋子。我不知道老师心里想些什么。本来他还傻傻地对着我笑，如释重负，后来想起鞋子的事，翘起来的嘴角又变回直线。一个刚刚还是顽皮的孩子的人，立刻变成了严肃的老师，板着脸，不理人，一拐一拐地走回办公室。
从垃圾桶捡回那只鞋子，我才体会到校长捏着鼻子的苦楚。我不得不承认，那只鞋子的确很臭。可是，现在我非得把皮鞋送还给老师不可。我甚至决定必要的时候撒撒娇也无所谓。我真怕事情愈来愈麻烦。
走过走廊时，同学们都大呼小叫地为我叫好。我还听到掌声，经久不绝。这世界总是这样，我觉得做了一件窝囊十足的事，他们却把我当作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