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的好多年里，我都希望能有这种“如果”，时光倒流的时候，我将是踏实而平静的状态，会躬下身子之后再发力往高里跳。
1977年冬天的一个下大雪的日子，我去参加高考。
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中止了若干年的高考制度的第一次考试。有多少人参加考试不知道，反正从十七八岁到三十多岁都在这个圈儿内，年龄参差不齐，文化基础也差别很大，有高中文化的，有初中文化的，甚至个别的还有小学文化的。
那天雪花儿很大，真正的鹅毛大雪。天不冷，雪花儿落在脸上甚至是暖乎乎的。车子是骑不了了，好在考场不远，大家就走着去。路上人很多，都是考生，我敢说人群里没有一个家长。大家嘻嘻哈哈的，不像去考试，倒像去赶大集，像去看乡村野台子的大戏。
我混在人流里，浑身热烘烘的。那时，我在公社当个不大不小的干部，养成了披着军大衣，不伸袖、不系扣儿的习惯，觉得这样子“有派”。风把大衣襟鼓开了，走着挺费劲儿，我还是不去扣那个扣子，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啊。有熟人问我：“你在公社已经有把椅子坐了，还跟着考什么？”我说：“起哄呗，凑热闹呗！”心里却骄傲得很：我的功课底儿厚，考试也比你们厉害—那时候我真是无知无畏的青蛙，坐在井里看天。
考场里挺冷，我的钢笔冻得不下水儿，伸到嘴里使劲儿哈气儿，不下水，贴着肉儿放在肚子上，不下水儿，使劲儿甩，胳膊都要甩出去了，钢笔还是不下水儿，我着急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像现在的考生想得细，谁也没带个备用笔什么的，借不着。
我的异样立刻被监考老师发现了，那时的监考老师革命觉悟高，不用什么电子监控，一双眼睛就监控一切。监考的是一位中年乡村女老师，脸很圆，不好看。走路几乎没有什么动静，好像一下子就飘到了我的跟前，悄悄地说：“有事儿？”我没说话，甩了甩自己的笔，在纸上画一画。老师也没说话，但她显然是明白了，她从兜里掏出一管油笔递给我，还是不说话，圆脸上是鼓励我的神情。在她转过身去飘走的一瞬间，我忽然觉得她挺耐看，忽然感受到了“感激”那个词的本质—尽管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管油笔是我人生十字路口的指示牌儿，给我指出了一条向上走的路。如果没有这管油笔，我肯定还一直生活在老家，做个小干部，或者稍大一些的基层干部，肚子肯定比现在的要大；或者成了当地的有钱人，海上有大船，地上有别墅，心里一片荒草；也可能风里雨里地在街上做个小买卖，赚个年吃年用的。究竟是哪一种状态，不敢肯定，可以肯定的是我早已经是“正爷级、正姥爷级”的辈分了。
我开始专心地答题，以今天考生的眼光来看，那些题简单得像“天热要少穿衣服，冬天烤火舒服”一样，白捡的，想不考个满分儿都难。譬如，语文的第一道题是考汉语拼音，卷子上标出了一趟拼音，你只要在拼音的下面写上“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十个字，五分就得到了；作文题是两个，一是“沸腾的日子”，二是“谈青年时代”，都是有话可说的，不容易跑题。我选做的是“沸腾的日子”，那些华丽的句子，那些空洞的大排比句，那些高亢的抒情，那些尽人皆知的大道理，那些从报纸的社论里背下来的革命理想，从我的笔下奔涌而出，我当时对自己太满意了，觉得自己太有才了。我庆幸自己填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新闻系（在辽宁地区只招三名）、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在辽宁地区只招两名），我考不上，谁能考上？
政治卷子的难度也非常小，重头戏是考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和基本观点。那些年，天天学的、说的、用的几乎都是这些内容，回答起来没有任何障碍，我像饿虎扑食一样动笔，风卷残云般地答完时，自己觉得没过瘾,盼望那题再难一些才好。像擅长跑一万米的选手,你让他只跑3000米,他的劲儿还没用上就撞线了,心里肯定不得劲儿一样。
历史和地理是一张卷子,加一起是100分。我的历史知识有一些是在学校里学的,还有一些是看闲书看来的,答起题来有些磕磕绊绊。至于地理部分,我一点儿也不会。只知道地球自转一圈儿是一昼夜,绕太阳转一圈儿是一年。那道题我答上了。剩下的题对我来说都是天书,连蒙都不知道怎么蒙。平心而论,在同学当中,我去过大连,坐大卡车去的,晃了一整天,浑身都是土,鼻子里、嗓子里也都是土,整个一个土人儿。住在澡堂子里,吃饭的时候把饭店的碗掉地下摔碎了一个,那个服务员差点儿把我给掐死。多少年以后,我到大连出差,特意去找过那个饭店,那个饭店早就扒掉了,那个服务员也应该早就到了退休的年龄,她应该早就忘了她曾经那么凶巴巴地把一个农村孩子的尊严踩在地上碾。
我还到过沈阳。我哥怕我走丢了,给我画了张图,标明了我应该在哪儿候车,坐多少路公共汽车,可我还是在去北陵公园的时候,坐反了方向。沈阳人真是好啊,他们告诉我在下一站下车,在马路对面坐车往回走,我成功地完成了北陵公园之旅。到过大连、到过沈阳,在当年乡下中学的同学当中,我就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了,这两个城市我跟同学吹呼了多少遍,实在记不清了,只记得大家都是羡慕的表情。至于在城市里丢人现眼的经历,我一句都不说。在看到地理题当中有一道题问以沈阳为中心的铁路有几条的时候,我就有些兴奋,我庄重地填上：沈阳—大连；沈阳—北京。尽管我没去过北京,但我哥告诉过我,从沈阳再往前走,就能走到北京。再说了,沈阳这么大的城市,怎么可能和北京不通火车呢。我为自己的推理暗暗高兴。
数学是我的长项。用勾股弦定理我算出了电线杆斜拉线的长度,用方程式我算出了甲城到乙城不同速度、相向开出的火车在什么地方相遇⋯⋯在别的考生还面面相觑的时候,我已经答完了题。我觉得自己应该是满分。后来我知道我考了98分,那张卷子的满分是100。我对自己数学能力的高看,还靠点谱儿。
考了两天,考了四科。每科考试我都是提前交卷,我愿意享受监考老师吃惊的目光,也特别在乎考生们有些羡慕、有些嫉妒,还有些鄙夷的神情。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种考试是一般般的小意思,出了考场就在空旷的校园里溜达,放大自己提前交卷的信息,天下人都知道才好呢。
当然,我为我的虚荣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那一年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305分,我考了298分,只差七分。如果我在考场里再多坐一会儿,如果我能够细心地检查一遍,多得个七分八分的不是没有可能,如是的话,我的生活将是另外一条轨迹。在此后的好多年里,我都希望能有这种“如果”,时光倒流的时候,我将是踏实而平静的状态,会躬下身子之后再发力往高里跳。
现在,当我以一个50岁男人的阅历、胸襟、思想来看我的高考,看自己在高考中的表现的时候,我的想法又有了些变化：上帝是允许年轻人犯错误的,不知深浅的咋咋呼呼、天老大我老二的轻狂、自傲、虚荣、藐视规则、咄咄逼人⋯⋯其实正是年轻,如果你在少年、青年的时候就四平八稳,就滴水不漏,甚至就老谋深算,那不就成了一个小老人了吗？就像一个女人,纯净的少女时代、绚丽的少妇光阴,你都没经历过,直接就是一个老太太,生下来就满脸皱纹,那不犯错误的代价就太大了,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宽容自己年轻时候的桀骜不驯,但我不允许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状态存在于50岁的我的身上。开花的时候就要开花。结果子的时候就要结果子,假如你硬要把时令往反了整,那就是令人喷饭的洋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