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有用的事，事实却证明一辈子都毫无价值；有的人一辈子都想做点无用的事，留下的东西后人却受用无穷。
前者例子太多，不可尽数。后者的典型是“京城第一名家”王世襄，他生于名门世家，却沉迷于各种雕虫小技，如放鸽、养蛐、架鹰、走狗、烹饪，而且玩儿出了文化，玩儿出了趣味。荷兰王子专程向他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理由是：如果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被埋没很长一段时间。
中医对人体“上火”症状描述为：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常见症状为：胃疼口臭、咯血咳嗽、烦躁不安、心烦意乱、心悸失眠等。中医又说：有火则生、无火则死，火乃必需，超过正常就属邪火。人人力争上游自然是好，否则也不会有这30余年经济奇迹。但有用之学主宰一切，成功学成时代主旋律，又使当今社会如一个典型“上火”型社会：心中欲望太强、步子太大、动作难免变形，所谓“步子太大扯着蛋”是也。
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亦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儿无用的事，关心点儿与己无关的事。
什么叫做点儿无用的事？用白岩松的原话讲，现在中国人太专注于做有用的事，只要做的事跟升官、发财、成名没有关系便没用了，便慢慢被荒废了。30年快速发展，已经将中国人弄得只会干有用的事，不太会干无用的事。
说中国父母是世界上最功利的父母绝不为过，被西方人认为不可理喻的“虎妈”在中国遍地都是。中国的家长们未必分得清有用无用的哲学之辨，但一定会用最原始的语言告诉你什么是有用。能加分的有用，能助升上重点中学、大学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能权财兼收、有房有车的有用。简而言之三个字：钱、权、名。再简单一点儿，就“成功”二字。至于其他，统统划为“无用”之列。
18世纪的法国人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
另一个爱把“这有什么用”当作口头禅的，是中国的市长们。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以城墙妨碍交通、限制城市发展为由，决意推倒古城墙。时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大小场合公开表示反对，他甚至向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当面直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是的，古城墙有什么用？博物馆有什么用？市民广场又有什么用？在这些信奉“有用之学”之士的规划中，中国的城市正呈现“千城一面”的城市形态与格局，比麦当劳汉堡、肯德基鸡翅还要标准化，中国城市的文化个性、市民的“集体记忆”正在整体性丧失。
也有例外的，如扬州是个好例子。这10年来，别的城市都在大拆大建，扬州独自走了一条不与别人比GDP，不与别人比高楼大厦的现代化路子。现在，扬州人将古城整体保存下来。今天的扬州人甚至自豪地说，古城及其文化是扬州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牛顿曾经说：“自然界不做无用之事。只要少做一点就成了，做多了却无用，因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而不爱用多余原因来夸耀自己。”人却恰恰相反，常做自认为有用之事，事实却证明常常无用。
单论有用，再没有比高铁更有用的。但看看别人怎么说，高铁事故之后，美国一位专栏作家说：“从技术层面上看，美国火车比中国高铁相形见绌，坐着摇晃，速度缓慢，外观也不华丽。但换个角度，我们用缓慢的铁路换来了很多无价之宝，包括我们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以及我们已拥有的众多基础设施。有时候，拥有集体回忆比拥有一个非常酷的铁路要宝贵得多。”
若论无用，还有什么比唱歌、哲学更无用的？英国人说，英国人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肯失去莎士比亚。乔布斯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所以，庄子才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