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大城市在陆续发布幸福指数。但这些发布忽略了“死亡质量”，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
一
当巴金先生病重入院。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生命。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六次打入胃里。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脱了臼。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因为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就这样，巴金在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
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
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因为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余下的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所以，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肿瘤医生”，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这有本质的区别。
二
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文章这样写道：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患了胰腺癌。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没迈进医院一步。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穆尤睿发现，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子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文在了身上。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发起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有一次，她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时，谈起人生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要死得漂亮点海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里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最后‘工业化’地死去。”
不久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让谁帮助我。”这是一份叫作“生前预嘱”的美国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回答，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插管等等。罗点点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三
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何谓缓和治疗？即当一个人身患绝症，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而有尊严。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
曾任北京军医总医院肿瘤科主任的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钱不要紧，你一定要把人救回来。”“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每天，他都会遭遇这样的请求。他点着头，但心里却在感叹：“这样的抢救有什么意义呢！”
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刻，刘端祺经常听到各种抱怨：“我只有初中文化，现在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剧，每一集演完，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病人不但受尽了罪，还花了很多冤枉钱。
数据表示，中国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有时，刘端祺会直接对癌症晚期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病床换上新床单，人离世了。
四
这是上海“丽莎大夫”讲述的一件普通事——一个80岁老人，因为脑出血入院。家属说：“不论如何，一定要让他活着！”四个钟头的全力抢救后，他活了下来。不过气管被切开，喉部被打了个洞，那里有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
偶尔，他清醒过来，痛苦地睁开眼。这时候，他的家属就会格外激动，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拯救了他。”后来他的气道出血不止，他需要更加频繁地清理气道。
每次抽吸时，护士用一根长管伸进他的鼻腔。只见血块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来。这个过程很痛苦，只见他皱着眉，拼命地想躲开伸进去的管子。
我问家属：“拖下去还是放弃？”而他们表示要坚持到底。孙女说：“他死了，我就没有爷爷了。”治疗越来越无奈，他清醒的时间更短了。而仅剩的清醒时间，也被抽吸、扎针无情地占据。他的死期将至。我心里明晰，便对他孙女说：“你在床头放点儿薰衣草吧。”她连声说：“好。我们不懂，听你的。”第二天查房，只觉芳香扑鼻。他的枕边，躺着一大束薰衣草。他静静地躺着，神情柔和了许多。
十天后，他死了。
他死的时候，肤色变成了半透明，针眼、插管遍布全身。面部水肿，已经不见原来模样。
我问自己：如果他能表达，他愿意要这十天吗？让一个人这样多活十天，就证明我们很爱很爱他吗？我们的爱，就这样肤浅吗？
五
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当死亡不可避免地来临时，你期待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家属，你期待家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数年前，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陈作兵，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没有选择让父亲在医院进行放疗化疗，而是决定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和亲友告别，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聊天。
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最后，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
父亲走了，陈作兵手机却被打爆了，“很多人指责和谩骂我不孝。”面对谩骂、质疑，陈作兵说：“如果时光重来，我还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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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我们，至今还没学会如何“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