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每出于绝境，胜券总握于哀兵，这是历史和人生的规律。
名医会诊之后，确定为结肠息肉，唯一的办法是开刀。贫血如此，如开刀何？必先输几千CC血，而输血不似鲸饮，必须点点滴滴输好几天。这时，我对自己的命运作了一次十分冷静的分析，如果术后不佳，则来日无多，将如何？自以为自少而今，刻苦自励，有绝艺在身，苟就此遽去，上负苍天厚爱，下愧父母殷望，必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留存人间。于是我决定画一本《鲁迅小说插图集》。之所以做此决定，其一，自信白描在国画界无过其右者；其二，自觉对鲁迅先生小说的理解或无大谬。于是我嘱医生将我的输血针管插到脚上，医生说比较疼，问受不受得了？我说无碍。自此潜心作画，惟一小几置于病榻，研墨吮毫，每临纸，必以意志驱除烦恼，心灵颇似佛家之孤灯寂照。由是笔下遂日见灵动，恍有神助。彼时参考资料甚少，惟有《吴友如画宝》助我，因其描写社会人生诸相，时代与鲁迅先生所描述正相合。
每天伏几，作画不辍。邻室有名作家严文井先生亦因病住院，十分喜欢与我聊天。然他每临窗，总见我潜意于画、心无旁骛，遂不忍心前来打扰。严文井先生感慨良深地赞道：“平生所见刻苦如此者，惟沈从文与君耳。”开刀之后有几天极痛苦，只有卧床不起。稍愈，又伏几作画，起先所见线条皆成双影，静心息念片刻，渐渐清晰。而大手术之后腕力又有所不逮。越数日，一切归于正常，作画之气势亦如破竹矣。
住院日久，作画之余，每天总等待楠莉的看望，时有“美人犹未来”之叹。既来，则断肠人对断肠人，相顾亦不甚多言，惟浅颦淡笑而已。其时楠莉每日于家中深深祈祷，希望苍天怜此奇才。名医吴蔚然、周光裕给了我再生的机会，而楠莉则给了我再生后的幸福。我相信心灵对健康的裨益，在那些难煎难熬而又以生命作殊死搏击的日子里，楠莉真诚的心灵、美奂的仪容，永远使我难忘。两心相许，未吐真言，正此时也。
生命的奇迹终于出现，我的身体康复很快。拆线之后便出院休养，血色素恢复到常人的12克。当挚友米景扬先生将荣宝斋出版的《鲁迅小说插图集》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语哽而泣。本来以为用此书留于人间，以报上苍生我之大德、父母育我之深恩、祖国期我之厚爱，然而今天却成为我新生命的开端。此后二十余年，我的艺术终于遍列全球，为天下人瞩目。回首于生死界徘徊之日，不能不视为奇迹。
二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向中国无条件投降，人类历史上最惨酷的一场杀戮告终。
这一天在东北沈阳有一栋日军长官们居住的楼房，在一阵轰天价响的火药爆炸声中坍塌，其中有几十名军官和太太们在烈焰中灰飞烟灭。他们是引决自裁，其死固轻如鸿毛，为中国人民所不齿，而在日本人看来，却不失悲壮。他们的名字在今天日本的靖国神社中被供奉，这其中有楠莉的父亲和母亲。
从这一天起楠莉成了一个孤儿，倘不是她父亲早在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势下，托孤于本溪的商人，楠莉也许会在那一声轰鸣中消失。战后，本溪的商人又将楠莉送往沈阳的一户乡村的读书人家躲藏。她幸免于难、孑然一身，在异邦成长，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她成了村野的一个中国女孩，穿着东北大蓝花土布，在田埂上、在野地里、在场院中和孩子们捉蟋蟀、打陀螺、采酸葡萄、将蚂蚱用草棍串连烧烤、等待家中饲养的老鹰抓回野兔和山鸡。冬天则滚雪球、堆雪人、用木棍敲下屋檐的冰柱，捏一团新雪，塞进邻居小孩的被窝。总之所有顽皮男孩们所做的事，她都做过，那是一段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岁月。
丧失父母的悲哀对幼儿来说这是健忘的，因为她聪明美丽、善解人意，成为合家的宠儿。然而，灵魂深处的孤独感，从孩提时起，深深笼罩着楠莉。那些依稀的回忆，像流云中隐现的山岫，像海洋中载浮载沉的岛屿。她觉得那失去的双亲的容貌永远不会从头脑中拂除，她曾保留着一张双亲的相片，父亲孔武雄健、母亲柔顺美貌，这张唯一的珍贵纪念品，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焚烧。这件事楠莉引为终身的遗憾。不论她的父亲对中国罪孽如何深重，但对于她却永远是钟爱的父亲。
岁月递嬗，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孤独感却与日俱增，养成了她成为少女之后的沉默寡言、青年之后的落落寡合、中年之后的忧郁寡欢。她也永远不会想到自己会深深地爱上一位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范曾。当楠莉在东北的村野嬉戏的时候，在南方的小城南通，我的由思想左倾而后参加共产党的长兄范恒，正在胜利的欢欣中教我唱：
“在胜利的九月，祖国，你从英勇斗争里解放，祖国，你沐浴八年抗战的风沙，像一个巨人，终觉在成长……”
在23岁之前，我不曾和任何一位女性幽会，当然更遑论其他。堤坝看似坚固，然而凶险的波涛会一下子冲决而出。遇到第一个对象，绝对会爱得死去活来，因为这种情态包含了虚幻的理想、夸张的热情和第一次试用爱情老调的新鲜感。
我为第一次爱情耗时五年之久，一无所获，最可贵的燃料烧尽之后，剩下了痛苦的灰烬。爱情带给我苦多乐少的回忆，而且创伤一而再之，再而三之，宛如雪上加霜。在1970年我爱上另一位少女，照样如痴如狂，海誓山盟，前后一年之久，待到我下放湖北咸宁干校，这烟云过眼般的爱情也随风而逝。
1971年夏，干校假期半月，我回北京。当时我住在垂杨柳的一间小屋，家中炊具只有一个洋铁的水壶，有一次水开之后忘记关火，继续加温，最后将壶烧得七扭八歪，幸不漏水，一直使用下去，彼时之困窘可知。虽如此，然而在同代人中却颇具才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