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说，除了“时代”本身，并没有任何先天之物。每一个时代都是一种跳脱不出的氛围与立场，即便最富睿智的大脑也难免后知后觉。
对于“时代”一词的那种宏大感，至关重要的首先并非经济、权力等等，而是真理；鲜有在现在进行时中便承认自身是谬误的经济制度；如果说时代的理解力就其自身来说就是要竭尽所能地推进它对某个特定时期的分析的话，那么它必定难以避免，会从对具体的社会及其思想形式的关注，推进到以一种普遍的真理为对象。而特定时代的思想者就如同玻璃缸中的鱼一样对这种普遍真理浑然不觉、背框范其中。
在每个时代里，同时代人都被封闭在话语之中，就像身处一个玻璃鱼缸中一样，鱼缸之中的鱼注定意识不到鱼缸的存在，错误的、自以为是的概括和话语依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在每一个时期内，它们却都可以被称之为真理。因而真理、以及所有试图发现并解释真理的哲学家都可以算作生不逢时的误入歧途者。
我们每个人只能在自己的时代去思考，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直到博叙埃，他们都未曾做到去谴责奴役，只有到许多世纪之后，对奴役的谴责才渐渐不证自明。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只能为自己提出他自己能解决的难题。奴役和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法律和心理框架一旦崩塌，奴役的真理也会随之崩溃。路易十四被奉为伟大的征服者，其言外之意在于在那个时代主权者的声望与权力的重要性，而他所控制的范围正是这种声望与权力的尺度，国王总是被期待扩大其控制范围，甚至不惜发动战争。直到拿破仑垮台之后，帮亚曼-贡斯才后知后觉地说“这种征服者精神已经属于过去了”。
真理总是被简化为对真理的陈述，简化为鱼缸所圈定的、对于真理的在其容忍度以内的言说，尽管这种言说总会被后来的人看作是可笑的。正如慨叹自己生不逢时者，只是一种变相的怀旧主义，只是站在鱼缸之外、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上审视着过去时代的、但在今天却正在流逝的真理。
福柯说“我们不能在任意一个时代言及任意什么东西”。福柯的工作，就像海德格尔一样，背后潜藏着一种对于真理的心照不宣。17世纪就已经成为可能的显微镜观察术直到19世纪才不被当做欺骗性的西洋镜，拉埃内克本人就一直固执的用肉眼观察可见物，而弃用他自己的这项伟大发明。
缄默的形而上学感性，是福柯笔下历史的特征。我们的思维无法越过时代“话语”的边境。我们所认为的已知与未知都是被时代所限定的。我们看不到那些时代的边界，甚至对于他们的存在一无所知。我们总是囿于那个其边缘无法被我们感测到的时代的鱼缸，我们逃离这个暂时的鱼缸的条件只能是新的“话语”取代了旧的“话语”，然而诚如此，我们也只是从一个鱼缸转移到了另外一个鱼缸。
当然，这种历史先验并非不可移易的法则，它就是变化本身，我们总是处于变动不居之中，然而它又如同氛围般难以被觉察，身处时代中的人对时代所构成的局限难以认识。如果说即便生逢其时是如此的一个伪命题，还真的存在生逢其时者，那大抵应是如福柯式的怀疑论者。停住在鱼缸之外，方能观察其中的游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