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年纪轻轻就蜚声世界的钢琴家来说，郎朗经历过太多的比赛了。
争夺第一名，一度是他和一直陪伴他的父亲最看重的事情。
在郎朗的自传中，他回顾了自己从艺之路的辛酸，也回想起当年对第一名近乎疯狂的渴望。
9岁的时候，爸爸带着郎朗到北京学习音乐，但一切并不是那么顺利。最初，郎朗在音乐学院一位教授的指导下练钢琴，但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那位教授总是说“少了些什么”。但到底少了什么，那位教授没有说过。
有一次，父亲和郎朗骑着自行车，冒着北京的沙尘暴和大雨去练琴。沙尘暴之后的雨水，把父子两人弄得泥浆满身。到了教授的琴房，郎朗父亲说：“教授，我们把身上弄干了，郎朗就可以开始给您弹琴了。”但是那位教授说：“没这个必要了，我已决定不再教你儿子了。”尽管父亲据理力争，但教授认为郎朗不但不是天才，而且也不可能考入音乐学院。这次遭遇，给父子两人很沉重的打击。
在被这位教授拒绝的第二天早上，父亲提前一个小时叫醒了郎朗。父亲说：“我想让你每天上学前多练一小时的琴，每天放学后再多练一小时。你三点回家后，一直要练到六点，而不是五点。”父亲又强调：“你必须练到每个人都能看到，没有人有理由拒绝你。你是第一名，永远会是第一名。”
到了第二年秋天，郎朗跟着新老师赵教授学琴，为考试做准备。他们听说，那一年有3000人报考音乐学院，比往年的人数都要多，但是音乐学院只录取14人。
郎朗心中有个强烈的愿望，想要成为14人中的第一名。而父亲对此的心情似乎比他的还要迫切。
父亲甚至偷偷去听那些名家的音乐演出，然后回来现学现卖地教他。父亲对他说：“单跟着赵教授学还不够。赵教授只是很多老师中的一位，他的方法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把其他名家的方法也学来了，运用到你的比赛中去，那你就会成为第一名。”
郎朗回忆说，当时堂弟逸峰听到他们这样的对话，总是要笑话一番：“你们爷儿俩可真够严肃的，就好像你当不成第一名，这整个世界就没法转了。”
郎朗很严肃地回答他：“确实如此。”
堂弟问道：“那要是你成不了第一名呢？”
“我必须是第一名。我会成为第一名的。”
说完这句话，他就转身去继续刻苦练琴了。
15岁时，郎朗去了美国的科斯蒂音乐学院学习。与国内紧张激烈的学习氛围不一样，这里的学生似乎每天都很轻松。当郎朗郑重地告诉一位同学，他来学习“古典音乐”时，同学用奇怪而戏谑的发音重复了他的话——这让郎朗顿时喜欢上了这种放松的氛围。
他发现教室里的同学不但不聊比赛，甚至都很少聊“古典音乐”“英语文学”这样的内容，课下他们聊得更多的是篮球、电影。
但在国内生活了十几年，郎朗轻松不起来，他像很多刻苦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努力地投入学习，争取所有比赛拿到第一依然是他的执念。但是，初次和美国老师的问答，让郎朗的人生境界有了提高。
在我采访郎朗的时候，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当时他说：“老师，我来美国啦。”老师就问他：“你来美国想做什么？”
郎朗底气十足地回答：“我要在所有的比赛里，都拿到第一。”
美国老师听了非常震惊，不是为他的雄心壮志，而是为他的价值观：“你是个疯子，绝对是疯子！哪有学艺术是为了比赛得第一名而学的？那你是在学功利，而不是在学艺术。”
老师的这种反应，让从小习惯于在国内各种激烈竞争中厮杀的郎朗很不适应。他依然要求老师给自己报名参加各种比赛。他的老师说：“没有节制的竞争只会制造紧张气氛，干扰音乐的精神，如果学生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讨好评委上，那就没有更多的精力放在理解音乐上了。”
除了打击郎朗的“雄心壮志”，老师还耐心地指导他如何I会艺术的真谛：“你来这儿，就应该好好学音乐理论，学新的作品，学习西方文学史，千万不要去招惹那些比赛。”
也许是看出了郎朗心有不甘，这位美国老师又跟郎朗说了一句成功的秘诀：“如果有一天一个钢琴家生病了，正好缺人，你能替补上去，你就成功了。”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当时郎朗心里这么嘀咕。
没想到真的有这样的机会落到郎朗头上。1999年8月14日，当时17岁的郎朗接到指挥大师埃森巴赫的紧急邀请，让他顶替因病退出的安德烈·瓦茨出席拉维尼亚音乐节世纪庆典明星音乐会。郎朗很幸运地和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这次成功的演出让他一举成名，新的人生就此开启。
在这之后，郎朗才领会到当初钢琴导师加里·格拉夫曼大师教诲的深远意义。只有释放心灵，才能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
竞争必不可少，但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比赛。对名次少看重一些，也许我们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