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女数学家玛利亚姆·米尔扎哈尼病逝了。媒体报道无一不强调，她是世界上首位菲尔兹奖女性获得者，该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女性和数学家，这两个词搁在一起，足够引人瞩目。再加上“数学界最重磅的奖项之一”，关注度就更高了。
我被她的照片击中了内心：短发干练，嘴角上扬，眼神坚定，透着飒爽英气。领奖时，她穿着深蓝色衬衫，身上看不到任何装饰。从穿着打扮上来看，很难说她有女性的典型气质。
如果早些年我爸就知道这位女数学家，肯定会设法让她成为我的偶像。一个柔弱的女孩，像个男孩一样，多特别！
对我这个女儿，他曾有过近乎固执的期盼—希望我活得像个男孩一样。
这种希冀首先体现在对我形象的要求方面。我年幼时，有一次我爸半夜凑到我的床前，拿把大剪刀把我的长发剪掉，再把我哄骗进理发店。我看着大剪刀眼泪涟涟，他却露出狡黠的笑容，轻拍着我的脑袋说：“瞧，多好看！”
我妈却希望我像个女孩子。她将我的指甲偷偷涂成粉红色，我爸发现后，气急败坏地用刀片给我刮掉了。在首饰店，我妈让人用气枪给我打了耳洞。回到家，我爸看到我耳朵上多了镶着宝石的金耳坠，他像一只愤怒的狮子，转身找出钳子，三下五除二给我拔了。
童年的阴影延续至今，我对同龄女孩热爱的指甲油、漂亮耳环压根儿提不起兴趣。
我爸给我买的第一件玩具，是一辆跑起来呼呼作响的遥控车。我想玩布娃娃和小贴纸时，得躲着他。他渴望培养出的女儿绝不能是个“塑料花瓶”，要聪明睿智，靠智商立足，对人类有贡献，最好成为科学家。概括起来，就是玛利亚姆这样的。
他对我不切实际的期望，有着很深的时代烙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女性科学家的数量快速增长，但在全世界的科研人员里，仍然只占了较小的比例。拿过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女性，用手指头就能数清，女性国家元首更是凤毛麟角。在中国的大学里，女生人数正在追赶男生，但在我们那个小镇上，谁家出了个女大学生，仍是个不小的新闻。
1994年，玛利亚姆为伊朗赢得一枚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在此之前，伊朗从未派出女生参赛。她所在中学的校长、一位同样不愿对现实妥协的女性，坚定地帮她争取到了参赛资格。
女性正以进击的姿态前进。四处都是壁垒，这也意味着每突破一寸，便能开拓一寸疆土。只要能闯入传统的男性垄断领域，便有可能成为女性中的第一位。
“第一”，听起来多有诱惑力。
我爸就是这样怂恿我弃文从理的：“理科班女生稀罕啊，所以你就去学理科！”已经去一所重点中学文科班报名的我，硬是被我爸拽了回来，进了另一所中学的理科实验班。
曾有几个短暂的瞬间，我悄悄地想过，自己以后或许能成为数学家，沉浸在那片纯粹、理性、闪闪发光的符号海洋里。但这种想法很快被现实击破。
从高中起，我的数学成绩变得平庸。家中曾贴满一扇门的奥数奖状，早已蒙上厚厚的灰尘。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在理科上毫无天分。我没法继续走一条我爸认为很酷的路。很大程度上，他让我选择这条路，不过是为了证明他家的女儿不比别人家的男孩差。
当我爸说“去考竞赛班”时，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抱歉，我注定成不了数学家。并不是女性不行，只是我不行。这种事儿没有必要和别人比较，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
多年以后，一个飘雪的冬天，我坐在英格兰北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读到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句子：“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
我释然了。何必在意自己的性别呢？我就是我，生理上的女性，精神上的混合体。生理性别的不同，必然带来天然的差异，不必排斥。但在另一个层面，男女并无本质不同，没必要区别科学家的性别、总统的性别。
玛利亚姆也像某种奇妙的混合体。她有着女性的精致五官，眼神中s透出男性的沉静。我从未和她接触过，但我感觉到，她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自在从容。
或许，当“女数学家”这个词语组合从新闻里消失时，我们会迎来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女数学家已变得像男数学家那般平常，不能激起人们丝毫的讶异。女CEO、女总统也是如此，它们听起来实在没啥特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