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长春人，1985年出生。我妈妈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简称长影）的编剧，舅舅是长影的制片人。我在长影大院里长大。
小时候我用来画画的本子，是从中间裁开的剧本：以前的剧本是用劣质油墨印的，两页连在一起，我的画上都是背面文字透过来的黑点点。我用空的胶片盒装玩具，很早学会的短语是“日/内/村主任家”“夜/外/小院”。周末下午，我常常和小朋友去爬放在篮球场上的道具飞机。
我妈妈写的第一个剧本，讲的是上海滩黑帮的故事，叫作《外滩龙蛇》。电影上映的那天她带我去看，坐在黑暗里，我问她：“妈妈，他们知道这个剧本是你写的吗？”妈妈听完就哭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
一开始，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文学家，除了学校组织看的《黄飞鸿》和《小兵张嘎》，我没特别看过什么片子。直到初中的某一天，舅舅放了一张碟给我看，叫作《碧海蓝天》。画面粗糙，字幕也不太对得上。但是看完之后，我觉得心里突然空了一块。大概就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慢慢决定要做一名导演。
我是一个偏科非常严重的学生，高二选了文科之后，数学和地理常年徘徊在及格线的边缘。那一年北大开设影视编导专业，我报名参加艺术加试，如果通过了，有50分加分，就能走上电影之路。
加试在一个好像是由水房改造的教室里进行，里面有大镜子，也有水龙头。冬天的北京很冷，我和另一个一起考试的同学在北大校园兜了一圈。在湖边看到两只喜鹊，同学说：“一只是你的，一只是我的，我们都能考上。”
加试的分数拿到了，班主任看了看我的成绩，说：“你考北大，有了加分也够呛。”
我果然没有考上。
哭了一个暑假之后，我下定决心：电影什么的，放弃不就好了。那时候，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年轻人。后来我在吉林大学读了中文系，又被保送到复旦大学读比较文学研究生。在复旦读了拉丁文和梵文，以后的路线，不出意外，应该是申请古典语法比较方向的博士，然后做大学老师。
研二那年，我由于无聊便报名去做上海电影节志愿者，被分配到“电影人接待”小组。我站在武东路上，一边排队等手抓饼，一边给负责与我对接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请问我被分配接待谁了？”
“吕克·贝松。”她说。
我突然想起初中那个看完《碧海蓝天》心里空荡荡的下午。我想起那天的天气，姥姥家客厅黑色的皮沙发，盖着毛巾、沉默的缝纫机。
那年上海正举办世博会。我坐在车里，陪吕克·贝松去机场接他太太。
我终于有机会对他说：“我非常喜欢《碧海蓝天》。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年纪很小，但是我看懂了，看完之后，我感觉很寂寞。”
他说：“它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我在剪辑的时候哭了，那部电影里有我的回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讲自己的故事。”
2010年9月，我坐在复旦北区宿舍里，在搜索引擎里敲下“美国电影留学”。我也有想讲的故事。
天气开始变冷，我缩在被子里，支着从书报亭买的、画着海绵宝宝的小炕桌，第一次开始写剧本。我上网查了英文剧本格式。原来“INT。LIVINGROOM。DAY”，就是我从小就知道的“日/内/村主任家”。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了。
在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个人陈述中，我写道：
我想做一个讲故事的人。我妈妈是长影的编剧，她带我去看由她写的第一个剧本拍成的电影，坐在黑暗里，我问她：“妈妈，他们知道这个剧本是你写的吗？”妈妈听完就哭了。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在忙着找工作、考博士、考公务员。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孤注一掷，一心要去美国学电影。“如果你没被录取怎么办？你连一条后路也没有。”爸爸妈妈很担心我。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不试一次，我肯定会后悔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面试是在深夜，室友去外地实习，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听着耳机里哔哔剥剥的电流声。
“你觉得你可以适应纽约的生活吗？”远在美国的老师问我。
“我觉得我可以。我看过好几遍《欲望都市》。”我说。
老师笑了：“生活和电视剧不一样呀。”
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懂。
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和朋友在外面吃饭。突然一个奇怪的号码打来电话。
“祝贺你，你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电话那头说。
我对着听筒尖叫了半分钟。那一年我已经26岁了。26岁，要完全重新开始。我很紧张，但是我要先高兴一会儿。
我一直知道我可以写东西，但是我从来没见过真实的摄影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方式是，把你直接踢下水。我还记得第一次拍的导演课作业，惨不忍睹。其他同学拍的作业都很好，把我的作业衬托得更傻了。下课后老师把我留在教室里，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看我的作业，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回到宿舍，我大哭一场。但很快我就习惯了：每周导演课结束后，我都要大哭一场。
老师们夸奖我：“你是一名很好的编剧。年级很好的编剧之一。”
每次我都会笑着说“谢谢”，同时心里在呐喊：“那我不能做导演吗？我拍的片子不好看吗？”
不好看。
身为一个A型血、处女座的人，我暗下决心，我要让你们夸我是一名很好的导演。
在哥伦比亚大学修学分的两年，我过得比高三累30万倍左右：看片、写剧本、拍片、上课，除了学校、宿舍和片场，我几乎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
第一年结束，回国之前，朋友带我去时代广场吃川菜。在纽约一整年，那是我第一次去时代V场。
“啊，你在纽约，那你去波士顿玩了吗？”每当有人这么问，我都在心里流着泪说：“没有。”
2015年5月，我在布拉格电影学院做交换生，我的毕业作品在纽约林肯中心放映。放映结束，制片人打来越洋电话，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我的片子。
老师们终于觉得，我是一名好导演了。
后来，我的片子被一些电影节拒绝，也被一些电影节青睐；我的长片项目被一些创投单元拒绝，也被一些单元接纳。
在磕磕绊绊中，我毕业了，回到上海，一边写剧本，一边教学生。
做一个电影人，永远悲喜交加。简历上有多少好看的条目，就收过多少拒绝信；有多少志得意满的时刻，就有多少夜不能寐、自我怀疑的时刻。
可是，这不正是电影的魅力所在吗？
做一个电影人，永远战战兢兢，永远眼含热泪，永远充满希望。
就像《梦幻骑士》里说的：“即使满身伤痕，也要踮起脚尖，去摘那摘不到的星星。”
现在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的学生们都被自己理想的学校录取。他们也踏上了这条荆棘丛生但风景无限的道路。
很多学生在一开始都问我：“老师，我可以学电影吗？”
“我有天赋吗？”
“我是中途转专业的，什么都不会，怎么办？”
我会说：“没关系，可以的，我开始时也是一样的。慢慢来，一点一点来。”
要做一个讲故事的人，记录下你人生中每一次感动的时刻，以及你所遇到的每一个有趣的人，这些事和人是你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你在余生的每一天，都会经历悲喜，都会自我推翻，都会收获新的灵感。
这就是艺术的奇异恩典。
准备好度过战战兢兢的人生了吗？准备好永远含着热泪、抱着希望追寻下去吗？
今天也要摘星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