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险阻都是纸老虎，信念是最好的驯养师
她出生在河南的一个小城，是家里的独生女，却不是爹娘的掌上明珠。她父亲说：我不是国王，所以你别骄傲地以为自己是公主。父亲是公务员，官不大，薪水只够一家过平凡的生活。母亲早年下岗，操持着整个家。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她从小就是一个懂事的女儿，但是她的乖巧并没有得到父亲温柔的呵护。父亲对她永远都是那么严苛。对于这些，她并不反感，但是有时候令她难以接受的是，父亲一直称呼她为“我儿”，那时她并不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只是单纯地认为那是父亲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希望自己是一个男孩子，每每想到这里她就会有些沮丧。
有一次市里举行主持人大赛，她满怀信心地报名了。她本以为会得到父亲的称赞，但是父亲却先奉上了打击：你会些什么呀！别丢人现眼了。她听了，委屈得眼睛都红了。但是她并没有和父亲争吵，因为她相信：这只是父亲表达爱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2003年，她读高三，当上了校文学社的社长，热爱红学。偶然一次和返校探友的前任文学社社长聊起对红学的一点理解，那位学姐建议她写成文章，参加萌芽杂志社举办的“中华杯”第五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她听取了学姐的意见，邮寄了一篇文章出去。11月的时候，她收到了从上海发来的信件，叫她去上海参加复赛，当时她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于是，她在班上同学都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在爹娘的陪伴下去了上海，参加复赛。她并没有胜出的心态，只是想暂时逃离一下高三课堂那种压抑的气氛。复赛笔试完毕后，爹娘出奇地好，带她去苏杭玩。在准备返回的火车上，她接到了新概念组委会的电话，叫她去组委会评审老师下榻的酒店参加面试，那意味着她已经获得了一等奖，已经进入了保送学校的双向面试。结果，她拿着一等奖的荣誉，当时就被厦门大学中文系录取了。
带着这样的一个超大的荣誉光环回到了学校，她一下子成了小有名气的人。当班上其他同学为高考忙得心力交瘁的时候，她每每都可以拿着其他书本读读。她父亲看不惯了，尖锐地对她说：你都写了些什么，人家就肯保送你上大学。她听了父亲的话，心里凉凉的，之前的春风得意的心情一下子就没了。
她的班主任也害怕她成为班上的“害群之马”，建议她去北京参加当时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播音主持的考试。她为了不给别人增添太多的负担，于是带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结果，幸运女神眷顾了她，她在高考志愿的提前批次里被中国传媒大学录取了。结果自然是那个辛苦得来的保送名额并没有派上大的用场。事后，她暗暗地对自己说，假如没有父亲和老师的冷面建议，她就没有机会去北京。也许之前他们那么对我，只是他们忘记了，我也需要短暂地沉浸在喝彩里，而他们害怕我迷失，他们是爱我的，只是对我的信心并没有那么足而已。
2007年，她以院部第一名的成绩可以选择保送就读北京传媒大学的研究生。结果，她还是想完成自己小时候的梦想，进入北京大学。当时她的班主任慎重地劝她：如果北大没有录取你的话，那么学校也不会要你了，你要想清楚。她感激地对着班主任说：我在这里四年要感谢学校的栽培，也感激班主任对我的器重，但是我真的好想完成自己进入北大学习的夙愿，哪怕希望并不大。我真的想去试试，不管结果怎样，我都不会后悔。结果，她通过了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考试，顺利地进入北京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当她走在北大校园里的时候，她暗喜：也许你们之前都忘记了梦想的力量。
研二那年，她本以为一定会嫁的那个人一封越洋邮件撕碎了她幸福的梦。她看着镜中一下子老了很多的自己，捏了捏自己的脸蛋，大声地对自己说：你一定不可以沉沦，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你，你只可以哭这最后一次，哭过了就要振作起来。尔后，她蹲在镜子面前，哇哇地哭起来。第二天，她起床，又重新站在镜子面前，对自己说，也许这次是我忘记了，头发那么长了，早该剪了。
2009年，她研究生毕业前夕，收到了十几份工作邀请，其中有广东电视台、浙江电视台、人民日报、省级公务员等等高待遇工作，但是她最终选择了留在北京，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一名记者。
她就是麻宁，一个传媒尖兵，一个很善于正确地面对批评和责难的人。
溪流总会遇到石头。溪流在石头的撞击下会痛，但因为撞击溅起的水花却很绚烂，改变了流向的溪水也就会更富有动感和节奏。我们也是一条条溪流，我们也会撞上石头，只要我们明白并且相信那石头的存在是一种必然、一种善意，相信撞上石头不会仅仅只有疼痛，不仅只会或轻或重地擦伤你，就有可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改变和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