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红，《新安晚报》编辑，人气专栏作家，著有《误读红楼》《她们谋生亦谋爱》《你因灵魂被爱》等书，曾获《读者》“金百合奖”、安徽文学奖等奖项。
我读初二那年，学校要开大会，班主任让我写首诗到台上朗诵。
在这之前，我也写过诗，但班主任并不知道，她大概只是简单地觉得，一个作文写得还不错的人，应该也会写诗。
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充满诗意的年代，几乎全民都在写诗。那时诗歌几乎是小说之外大家最喜闻乐见的文体。
我接到老师布置的任务，便奋笔写了一首。考虑到盛会的气氛，我觉得诗不能写得太私人化，可那时我也不知道怎样选择更为公众化的题材，就写了一首类似于“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那种意思的诗，叫作《妈妈，我要远行》。大意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妈妈，我要奔赴无尽的远方了，您就别为我牵肠挂肚了。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妈比较野蛮、粗暴，没那么多慈母情怀，而我也没有远行的打算。然而，写作就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幻象，在写这首诗的过程中，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妈妈和自己。
我爸从来都是带着亲情滤镜看自家人的，先是对着这首诗激赏，激赏完了还不算，又去找住在巷口的报纸副刊编辑——我称呼他“王叔”。我爸一直认为王叔是全报社最有才华的人。
据说王叔看了，连说几个“不错”。我爸认为王叔历来眼高于顶，他觉得不错，那这首诗一定是真不错了，便问他这首诗能不能发表。王叔说：“那就留在这里吧。”
几天之后，这首诗发表在小城日报第四版的副刊上，注明我是某某初中某某年级某某班的学生。那时候，小城所有的文化人都会读报，而且大多数人能读到的，只有那份日报。我从此就算是跨入小城的文化界了。
我爸找到了培养我的新方向，特地给我订了一份《诗刊》，买了很多本诗集，后来又拿回一张剪报——《诗人今年十六岁》——给我看，其主人公是田晓菲。许多年之后，我看到她写的那本关于《金瓶梅》的随笔，不知道她还有没有写诗。
我爸还带我去剧场看诗歌朗诵比赛。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文化活动，只见在舞台明亮的灯光下，轮番上场的男女个个仪表不凡，男的英俊潇洒，女的美丽优雅，像从琼瑶剧里走出来的一样。当他们用颤抖的声音朗诵起《四月的纪念》这类散文诗时，就更像了。
我正看得入神时，我爸忽然离座，他发现前面有一个熟人，便兴高采烈地奔了过去。过了一会儿，我爸招手让我过去，对我说：“我跟他们说好了，你待会儿把你上次写的那首诗也朗诵一下。”
我一时十分紧张，但也有点儿兴奋，就像刚开始学游泳的人被迫下水，既害怕又期待。接着我就听到主持人喊我的名字，仿佛一阵潮水涌过来。我顾不上再想什么，只能奋力迎向眼前白茫茫的浪涛，好在那首诗我在学校的大会上朗诵过，老师还教我做了几个手势，这次我凭着本能，重复了上次的表演。
那首诗写得不短，背完前半段，我的紧张感消失了大半，某种明亮的愉悦感升起来，我开始注意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剧场里华丽的灯光，开始感到某种被称为“光环”的东西正将我包裹，我明知道那种梦幻感只是暂时的，但在那一刻，它像一双翅膀，带着我飞翔在这个剧场中。
朗诵完毕，我回到座位上，整个人还是晕乎乎的。这时，前排的一个男孩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又对他旁边的人说了些什么。我感觉他对我非常注意。
我的感觉没错，没过几天，我收到一封信，正是那个男孩写的，我们姑且称他为F吧。F告诉我，他在报纸上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就为之折服，很高兴能够在剧场见到作者，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进一步交流。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读者来信，而且不是普通的读者——随着这封信一起寄来的，还有一本杂志和几张剪报。那本杂志我很熟悉，是很多中学生都会订阅的一份作文期刊，封二赫然是F的照片，还刊登了他的一首小诗，再加上那些剪报，足以证明，他已经是少年诗人中的佼佼者了。
只是有一点不和谐：他当时是一所技术学校的学生。倒不是我势利，而是因为当时的初中生，学习最好的会考中专或者重点高中，学习一般的考普通高中，学习比较差的才会去考技校。有一次老师跟我爸说我将来可以上技校，把我爸气坏了。我想F大概和我一样，过于偏科吧。
我也想好好地给他回一封信，却怎么写感觉都不对，我缺乏那种对陌生人倾诉衷肠的能力，也不擅长寒暄，最后就有点儿词穷，信写得干巴巴的。
不过那有什么关系呢？对于少年来说，通信本身应该就是很有意思的事了吧？当然，像F@样成名甚早的人，应该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但他不是欣赏我吗？我凭直觉感到他是一个好脾气的、不会轻易对人失望的人。
回信果然很快就收到了。这一次，他邀请我周末去参加一个“当代校园诗歌研讨会”。听上去是不是特别“高大上”？不过地址是在他家乡某县城某单位的会议厅，好在这座县城正是我父母的老家，我经常去。
研讨会在周日上午举行，我得周六下午过去，而周六我们还要上课，所以我要向班主任请半天假。F倒是给我寄了一张像模像样的邀请函，可我不确定它能否取得班主任的信任，毕竟，研讨会的地址看起来就很有山寨感。
班主任的确对着那张纸看了好一会儿，不过，可能因为我并非她特别看好的学生，最终她同意放行。
于是我在周日上午顺利地出现在研讨会的现场，同去的还有我弟、我小姨、我表哥——小县城鲜有什么盛事，没啥热闹可看，有这么一个机会，他们就都来了。我开始还有点担心他们跟这么严肃的研讨会不匹配，但到现场一看，我感觉自己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很有可能会降低。
那些来宾看上去既不“校园”也不“诗歌”，也不特别“当代”。算了，反正也过去很多年了，我想说，他们看起来很土，女孩子头上扎着大大的蝴蝶结，男生穿着脏兮兮的太子裤。也不是那种很张狂的土，他们都很静默，互相看着，眼睛闪闪的，没人说话。
在这些人里，F可谓鹤立鸡群，他本来长得就不错，表现得也落落大方，遣词造句非常得体，如果不看下面的观众，还以为他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呢。
远道而来的我，受到他的特殊照顾，被点名发言，可怜我根本没有什么诗歌理论，总不能把我写的所谓的诗再背一遍。在大庭广众之下，我胡乱说了几句，词不达意，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啥。
我生平参加的第一场和文学有关的研讨会，就这么潦草地结束了。
还有一个尾声。几天后，有一名同学要参加一个和计算机有关的比赛，他爸爸在大学里教编程。他向班主任请假，班主任特地在班里说：“像这样正规的比赛，我是鼓励大家参加的，有些杂耍，还是算了吧。”我觉得她是在针对我。
我后来没有再发表过诗歌，也很少跟人谈诗，只是有个小本子，我的诗都写在上面，但仍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诗。在我看来，诗歌应该是一种神出鬼没的表达，与大众无缘，我只能尽力靠近它。
而在我被视为诗人的那个年代，诗歌却是和光同尘的，是因为写诗不用写太多字吗？还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不管诗写得好不好，人人心中都涌动着巨大的诗意？无论怎样，这本身就是很有诗意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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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只是写过那样平凡的诗，也不是什么汗颜之事；再想起那场研讨会，也不再是既惭愧又有点怕被人看不起的心情。凡经过的，皆被生活酿成诗，在中年的清寒里风干，连同那潦草，都成了一种情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