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人生中第一块手表，在高二时获得。
手表是妈妈给我们买的—那时我和妹妹正在县城一所中学读高中，平常住校，周末回家。家里只有爸爸，每日忙于农事。家里那栋我们小学五年级时盖起来的小二楼，因为长年缺乏打扫，且用了别人用来抵债的质量欠佳的水泥，好像总是比别人家更容易脏。在扫把够不到的高高的屋角，蜘蛛放心地结起高高低低的蛛网，不多时，地面就又积满浮尘，水泥好像会不断地自己生出灰尘一样。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扔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砍草的镰刀，用过以后团成一团挂满干枯草刺的丝网，晒干的黄豆，去年冬天穿过的鞋子，诸如此类，充斥着整个家。我们平常有些不大愿意回去，只是出于一种爸爸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到我们、可能会想念我们的责任，以及要回去拿一个星期的生活费的必要任务，才在每一个周六的下午按时坐上回乡的公交车，到柏油马路和乡间土路的交接处下车，再花一个小时走回去。
但我们每次回家，爸爸都是很高兴的，至少在我们刚回来时是如此。冰锅冷灶热起来，爸爸给我们炒菜、烧饭，饭烧好了，我们就坐在灶屋里的小桌子边一起吃饭。爸爸一边慢慢喝酒，一边跟我们讲话，他又寂寞了一个星期，难免有很多话要讲。我们随便谈一谈最近的考试和排名，他对我们的学习并不太担心，那也早已超出了他所能操心到的范围，于是便谈家里的生活。话题最后总不免转到妈妈身上，这时候爸爸已经喝到微醺，又开始说那些他已经说过上百遍的话：妈妈把我们丢在家里，不管我们，他一个人在家种田，又辛苦，又孤单。爸爸的这些话我们不爱听，我们知道他的辛苦，却无法理解他的抱怨，觉得他喝醉酒的样子可厌，又害怕他随时会爆发，只有在不得已时才轻轻“嗯”一两声。这种应付当然不能使他满意，其结果不是他深深叹一口气，吃完饭早早去洗脚睡觉，嘱咐我们也早点儿睡，留下松了一口气的我们到楼上房间继续做卷子，就是他越发激动，引起我们回护妈妈的顶嘴，最后以他发火、长长地教训我们一顿告终。只有很少的时候，我们可以相安无事，平静地度过在一起的周六的夜晚。
二
妈妈不在家，她在城市打工。从我和妹妹读小学四年级那一年开始就出去了。家里小孩多，姐姐们其时正在上中学，正是家里负担最重的时候，我们的学费都是先跟学校赊账，等到有一点儿钱了再补交给老师。每学期开学前三天，我们都是看着别人家的小孩欢天喜地去学校报名，而我和妹妹还不能去，跑到已领了书的同村的小孩子家，把她的书拿来翻看。新书散发出一股好闻的油墨味儿，我们心里担忧着，今年会不会没有学上了？虽然也知道爸妈不可能不让我们上学，但那样的隐忧总是在。有r候下午，我们正在田埂上放着牛，远远看见报完名的小孩子背着书包，三三两两从大路上蹦蹦跳跳回他们村去了，心里头忧愁与羡慕交加，回家也不愿跟爸妈讲，只是自己愁闷。我们总要等到正式上课那天早上，才由爸爸带着到老师们的办公室，听他和老师们求告，问晚几天交学费行不行。老师们也很好，不需要爸爸多讲几句话，就在这唯一一间堆着新书和练习册的办公室里，把我们应拿的书一一拣了，吩咐我们去教室，马上就要上课了。有时候甚至不等我们去学校，老师已等不及，托人带了口信来：“学费晚些再交，叫石延平、石延安先来学校把名报了！”我们听了这样的消息，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
因此，在我们小学四年级那一年“双抢”过后，妈妈跟着村里的人一起去上海帮人栽秧，实在是一种时代潮流与家庭困境双重作用下必然的结果。妈妈第一次离家去上海是打短工，等到栽秧的活儿做完，就回来了。然而这样的时间也很短暂，在尝到打工挣的钱比种田要多一点儿的好滋味之后，她很快再次去了上海，开始在医院给人做护工，后来去人家家里照顾病人。从那以后，妈妈在城市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开始，“双抢”的季节还回来收稻栽秧，很快就连“双抢”也请不到假，一直在外面打工，几乎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来。
从我们小的时候起，只要妈妈在家，这个屋子就是明亮、干净的。整洁的床铺，可口的饭菜，全经妈妈的双手神奇变出，而其背后的辛劳，那时我们尚不懂得体悟。妈妈离开家去城市打工以后，屋子迅速变得暗淡起来。我们从儿时的不舍、不甘，慢慢似乎也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接受了妈妈不在家的绝大多数日子里，这个家就是这样，邋遢暗淡，冬天寒冷，夏天炎热，姐姐们远在外地学习，爸爸脾气暴躁，没有什么好值得想念的。那是村子里连电话也没有的时代，到我们高中时，家里装了电话，我们也舍不得打长途，平常与妈妈并无联系。但我们知道妈妈在外面定然辛苦，因此不允许爸爸在我们面前讲她的不是，最后总是忍不住要加以反驳。
高二的那一年，不记得为什么事，妈妈在年中回来了一趟。平常晚上我们要上自习，不能回家，于是她到县城之后、回家之前，中午先到学校来看一下我们。这大约是我们上高中以后妈妈第一次来学校，她带了一包好吃的，放在宿舍里。我们极兴奋，好久没有见过妈妈了，同时又有一点儿羞涩，好像这些年来经常的分离，已经使我们之间的距离变得有些遥远了。她平素喜欢好看的衣服，但家里穷，又要做事，因此平常总是穿旧的衣服，做起事来不心疼，只把几件好一点儿的衣服压在柜子里。此番回来看我们，她特意换了喜欢的衣裳，看起来有一点儿洋气。她本来就比同龄人显得年轻，稍微打扮一下，就更好看一些。妈妈问：“你们想要什么？我带你们出去一人买一样东西。”因说起每天下晚自习以后，我们总想在教室里继续做题，但由于不知道时间，有几次回去得太晚，楼下宿舍大门已经关了，只好拼命在外面拍玻璃，把看门的阿姨叫醒。本意是想让妈妈给买一只便宜的塑料手表的，谁料她竟然决定带我们去钟表店，一人买一只“真正”的手表。
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这样的决定不能不说是奢侈的。虽然对家里具体的收入并不清楚，但家庭在贫困里的挣扎，我们无疑是感同身受的。到了高二这一年，我们才第一次隐约感觉到家里的经济状况稍微好了一点儿。这感觉的由来是我和妹妹两人合起来每星期20块的生活费变成了25块，偶尔有那么一两次，爸爸甚至能一次拿出50块钱给我们，使我们可以隔一个星期再回去。姐姐们逐渐开始工作，不再需要家里负担生活费，但即便这样，我们也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贫困家庭。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意识到像妈妈那样平常对自己极其俭省的人，之所以一定要给两个小女儿买好一点儿的手表，不过是出于母亲一种柔和的慈爱，一种对不能在女儿们身边陪伴照料的缺憾的弥补。
于是，我们走到那时县城仅有的两条街上，在一家卖时钟和手表的商店里，对着玻璃柜台里面闪闪发亮的手表认真挑选起来。按照各自的喜好，最后我和妹妹挑了两款样式相近的金色手表—那个时候我们喜欢这样明丽的颜色—表盘一方一圆。买完手表，我们就要去上下午的课，妈妈就回家了。那时候我们并没有佩戴任何东西的习惯，手链也好，项链也好，从小没有戴过，于是，久而久之也就统统受不住这种束缚。手表买回来，出于对妈妈的情感和下晚自习时的需要，每日戴在手上，除了洗澡，平常都不取下。因感到新鲜，时不时要把手腕抬起来，看一看它的样子。但不久以后，那两只手表就都坏掉了，莫名不再走动，我们过于乖顺，想不到去找老板理论，也不想告诉妈妈手表坏了使她难过，只是舍不得扔掉，就仍然把它们放在身边。戴手表的习惯终于还是没有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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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过去了，前几年我们回家过年，收拾旧箧，意外发现它们仍然静静地躺在一起，和旧时同学的书信与留言簿并作一处。于是又拿出来戴了一下，自然还是不走的，只是忽然想到，当年怎么没有想过送去修理店修一修呢？也许修一修，就能修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