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写作，心里莫名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的。
3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她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她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自我远嫁，她知道早晨七点的电话铃声必定发自我这里。我劈头就问：“妈妈呢？”
继父说妈妈住了医院，前两天刚刚经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胃癌已是晚期。
妈妈是个那么健壮的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患这样让人恐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扛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门口？
几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妈妈已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在我到达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来把真实病情告诉妈妈。正如二十年前，由我来宣判爸爸对她的感情已耗尽，他们的婚姻该解体。人们之所以赋予我这份重大而残酷的权力，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妈妈心里的地位，当然也知道妈妈在我情感中所占的分量。
进病房时，我后脚没跨进门就见妈妈脸迎着门，眼睛望穿秋水。我叫了一声“妈妈”，泪水淹着眼睛和五脏。她像是等着我来搭救她，伸出瘦黄的两只手，叫一声：“女儿！”她嗓音已失却了大部分亮度。我走上去，把自己置于她的双臂之间。我那天在她病房里待了六个小时，那句最难启齿的话，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缩回心头。在伪造的好气氛中，健康人与病人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非但没把实情告诉妈妈，还去串通主治医生，请他帮忙维护我们善意的谎言。可是在我就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妈妈突然拉着我的手。3月的南京，是潮冷的，妈妈的掌心却如以往那样干爽和温热。妈妈说：“女儿，妈妈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吗？”
我看着她，看两行眼泪从她眼里流出，翻越了不久前才崛起的高高颧骨。我的手在妈妈的两只掌心里越发冷下去。我说：“别瞎猜。不是的，只不过是严重胃溃疡。”妈妈看着我，有泪在我眼中灼烧。她笑了一下，带出一口叹息。我眼泪再也噙不住，她却轻快地拍拍我的手，说：“好好，不是就不足！”
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最新鲜的鱼和蔬菜。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痛苦的时候。她是吃给我看的，化疗越来越使她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妈妈却总说：“嗯，好吃！闻起来就香！”
第二次化疗后，妈妈常从头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头发，似败草一样。妈妈曾有很好的浓密头发，曾扮演《雷雨》中的四凤，编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样活的一根辫子，一甩一挥都是生命。话题就从头发开端，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讲到得意时，她是完全康复了。退回到几十年前的岁月，眼睛也是二十岁时的眼睛，那早已拉长、深皱的酒窝，又圆了。妈妈是好看的，年轻时更是。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似乎什么都有过，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
5月份，我必须回美国处理一些事务。那时妈妈的情形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她忽然讲起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说我在三分钟内就冲锋到了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拉着医生护士的手就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
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也许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义。
8月初，癌细胞已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基本没有红细胞，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失眠症再次大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8月6日赶到上海。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尚要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入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我哭不出来。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是缺了一块的。
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殡仪馆四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句文法都稍显错乱，只以满腹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就大哭起来。四十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我的女儿了。”
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错觉来了。似乎回到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声仍在号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