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他老得竟这样仓促，躬身的样子已经像个老人了。
父亲几乎很少来上海，我也不喜欢回东北去看他。说不出为什么，仿佛黑帮洗底似的，不想和过去发生任何联系，我不说东北话，硬拗出一口“上普”。
后来，我开了家小公司，生意做得最风光的时候，我曾准备订机票接父亲来上海玩，可他一口回绝了。他在电话里说：“少军，有钱也别乱花，攒起来。你还有孩子呢，将来那就是无底洞。”
妻子小婷说：“我感觉你和你爸不是很亲昵。”
妻子不知道，在我活着的前12年里，有他没他一样。16岁上高中开始住校。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加在一起也就四五年。我和他共处的四五年里，有一半时间无话可说，一半的一半他在教育我，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他在揍我。记忆里，足够温馨的片段，少之又少。感情的浓度是需要时间的，我和他没有可以深厚的基础。
父亲再来上海，是2008年末。我的小公司没能撑过那场至今仍没缓过来的危机，债主上门的日子，我天天躲在家里不见人。小婷抱着孩子，回了娘家。那段闷在家里的日子，我除了喝酒就是上网，只要清醒，就会倍感前途灰败无光。
父亲从小婷嘴里知道了我近况，从家里赶来了。他一进门，劈头就问：“出了这么大事，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说：告诉你有用吗？除了骂两句，你能解决什么问题。
他说：“我这有15万，你可以拿去用。”
我哈的一声笑了出来，说：你知道我欠了多少钱。15万够干什么？
父亲说：“够干什么不重要，重要是你不能这样活着。别忘了你是军人的儿子，你给我活得有志气点……”
我打断他说：你别再用这句自欺欺人了。你在部队里混10年被劝退，在家里，你连我妈也留不住。我呢，结个婚还要住到丈母娘的房子。
父亲用拳头结束了这场对话。那一年，他六十有二，依然强悍地把我按在地上暴打了一顿。那天他走的时候，把存折摔在我脸上说：“真对不起啊，你有个失败的爹。可你也有儿子呢，麻烦你别活得像你爹那么失败。”
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来上海，也是他最后一次揍我。我在躺在地上，浑身没有不疼的地方。可我心里，却舒坦了。
我申请了破产，用父亲的钱，还了一些非还不可的债。2009年，也许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但我还是挺过来，找了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只是我与父亲的联系变得更少了，或许是因为我们揭了彼此的伤疤。偶尔，他打电话来，也是想听听孙子的声音，和我几乎无话。
2011年年末，我接到了一位远房姑姑的电话。她的小女儿要来上海考上戏，来询问情况。末了，她说：“少军啊，有空回去看看你爸。”
我问她父亲怎么了。她说：“你就回去看看他。他想你想得厉害，又嘴硬的不会说。”
于是春节长假，我一个人回了鞍山。这么久不回去，印象中的小城，变得太多了，许多小区都翻建了新的房子，不过我家的那幢老楼还在。我敲开门，才知道已经易主了，房子几年前就卖了。我顿时知道了当初那15万是哪儿来的。老邻居告诉我说，父亲在我小学门口，开了家小卖部。我找过去的时候，已经傍晚了。是间极简陋的门面房，陈旧的柜台里堆着文具玩具，后面拉着布帘，摆着一张行军床。房里生了炉子，他在一旁，翻炒着一锅的土豆白菜。昏黄的光线下，额头眼角的皱纹，显得格外的深。我从没想过，他老得竟这样仓促，躬身的样子已经像个老人了。我出声叫他。他讷讷地望着我，半晌不说话。
我说：爸，是我，回来看你来了。
他这才走过来，捶着我肩膀，老泪纵横。他真的老了，从来不掉泪的他，却在我面前哭了。而我站在他身边，一直在悄悄打量着这家小店。我真想不出，在这在四面透风的小屋里，他是怎样熬过北方寒冷的冬天。
那天晚上，父亲翻出瓶战友送他的好酒喝得酩酊大醉。我和他挤在那张行军床上，惴惴地睡不着。他满是硬茧的手，始终拉着我不放，好像一松开，就会消失不见。
九月的时候，我和小婷在家里看了部获奖的片子，叫《钢的琴》。5岁的儿子，也跟着懵懵懂懂地看完了。影片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东北老城，下岗工人陈桂林给女儿造钢琴的故事。那些熟悉而败旧的画面让我感动。跑字幕的时候，儿子问我这片子什么意思？我说讲的是父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