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当陶艳波拿到儿子杨乃斌的大学入取通知书时，不仅紧紧抱住了儿子，两人泪流满面……一瞬间，往事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一样呈现在脑海里。这些年，为了聋哑儿子能和正常人一样接受教育，她辞职做了儿子的同桌，充当儿子的“耳朵”。如今，儿子不仅学会了说话，还能和正常人一起学习和交流，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
母爱里有多少不舍与坚定
陶艳波和丈夫杨德智原籍是素有北国粮仓之称的黑龙江省，大学毕业后，他们被分配到北戴河的一家疗养院工作。陶艳波在疗养院做后勤工作，杨德智是疗养院的会计，夫妻俩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1992年，他们的儿子杨乃斌出生了，一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不料，一场不期而至的灾祸正在一步步逼近。在杨乃斌8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持续高烧，生命垂危，在医生的抢救下总算保住了性命。但因为高烧殃及听觉系统，杨乃斌患上了重度神经性耳聋。
都说十聋九哑，难道儿子从此要面对残酷的无声世界？陶艳波心有不甘，带着杨乃斌四处求医。陶艳波不知跑了多少医院，北京、天津、南京，只要能够治疗聋哑的医院，她都跑遍了，可是没有地方能医好杨乃斌的病。
为了给儿子治病，陶艳波整个人瘦了一圈，不少人都劝她：“你也尽心尽力了，就别再跑了。如果能治好孩子的病，这么多医院跑下来也该有结果了。”还有的人干脆劝陶艳波再生一个孩子，不要对杨乃斌再报任何希望了。可陶艳波下定决心不放弃：“只要还有一点希望，我就会竭尽全力让孩子好起来，过上正常的生活！”
杨乃斌到了要上学的年龄，按说，应该送杨乃斌到聋哑学校。但是，陶艳波却不顾丈夫的反对和疗养院的挽留，辞去工作，带上儿子返回老家齐齐哈尔，租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陶艳波自学唇语，教孩子学知识。
在陶艳波不厌其烦地耐心教导下，杨乃斌学会了汉语拼音声母、韵母的发音，陶艳波笑了，她为孩子的进步而感到欣慰。能让孩子接受正常的正规教育，是陶艳波始终不变的想法。除了继续教唇语外，陶艳波还让杨乃斌学习画画，为的是让他把想说的话画出来。正是杨乃斌的画，最终成为他进入正常学校的敲门砖。
带着杨乃斌，陶艳波找了附近的好几所小学，校长得知孩子的情况后，都拒绝了陶艳波母子俩。后来，陶艳波来到了齐齐哈尔铁路六小，她接连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都带着杨乃斌从早晨开始站在学校门口，直到最后一次，校长被陶艳波母子俩的执着精神感动了，决定让杨乃斌留了下来。但校长说：“孩子听不见声音，怎么来完成学习呢？”陶艳波略加思索：“那我能陪他一起上课吗？我充当他的耳朵。”从此陶艳波成了儿子的“同桌”，在学校成了一抹独特的风景。
课堂上多了一位聋哑同学和一位阿姨，这让班里的学生十分好奇。有些调皮的孩子搞起了恶作剧，不是把杨乃斌的助听器当玩具就是把陶艳波的板凳藏起来。陶艳波没有生气，她想：要想儿子能和这些同学一样正常学习，就必须融入到孩子们中间。为此陶艳波经常帮杨乃斌班上的同学削铅笔、打扫卫生，有时就像母亲一样关心着他们，后来那些调皮的同学也不好意思再拿陶艳波母子俩开玩笑了。
课堂上，陶艳波让杨乃斌看老师的唇语，而老师讲课的语速比较快，杨乃斌根本跟不上老师的口形，上课总走神，为了让儿子集中精力听讲，陶艳波在儿子走神时，常会掐杨乃斌，让他注意看老师的口形，一堂课下来，陶艳波和杨乃斌常常是一身大汗。身边的人也开始劝陶艳波：“还是让孩子去上聋哑学校吧，不要这样遭罪了。”可陶艳波没有放弃，她相信只要更多的付出努力，儿子一定会进步的。
上课的时候，陶艳波还要忙着记笔记，她把老师讲的东西尽量多地记下来，回家后讲给儿子听。尽管陶艳波下了很大功夫教杨乃斌，可儿子的成绩很不理想。有时候一道简单的数学题，陶艳波讲了不知多少遍，杨乃斌还是做不出来。陶艳波有时也会偷偷落泪，但一想到儿子还要继续求学，不管多难多苦，她都一个人咽到肚子里。
儿子的进步是妈妈的骄傲
1999年秋天，杨德智从北戴河到齐齐哈尔看望陶艳波母子俩，一家三口吃饭的时候，杨乃斌想吃桌子上的螃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够不着，情急之下竟然喊了一声“妈”，尽管发音不是很清楚，陶艳波还是从厨房冲了出来：“什么？儿子你再叫一句！”杨乃斌笑了笑。陶艳波和丈夫杨德智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儿子会说话了！儿子会喊妈了！”陶艳波笑着，眼角还挂着晶莹的泪珠。
儿子无意间叫出的一声“妈”，让陶艳波的信心大增，她加大了对杨乃斌唇语的训练，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学习，日积月累，杨乃斌慢慢地可以借助助听器和唇语和别人进行简单的交流。
随着学习的汉字数量增加，杨乃斌开始练习笔画顺序，一次放学回家，陶艳波教他学习汉字的笔画，可杨乃斌总是把一些笔画搞混淆或是倒插笔，一连练了一两个小时，杨乃斌失去了耐心，把助听器拽了下来扔到地上：“我不要学习了，我不要上学了，这样学习我很难受。”陶艳波非常生气，打了儿子一巴掌，杨乃斌委屈地抽泣起来：“我为什么不如别人，我怎么听不见声音，我心里多么着急，多么害怕啊，妈……”看着儿子传递出的自卑与胆怯，陶艳波不由得鼻子一酸，她一把搂过儿子：“不要怕儿子，妈妈就是你的耳朵，只要你和妈妈一起努力，你一定会取得好的成绩，甚至超过别的孩子的。”说完陶艳波也是泪流满面，杨乃斌懂事地帮妈妈擦掉眼泪，使劲点了点头。
从这以后，杨乃斌非常刻苦，每次回到家妈妈辅导他做完功课，他还要自己多练习几遍，直到妈妈再三催促才上床睡觉。在陶艳波和杨乃斌的感染下，许多同学也很友好地帮助他们母子俩，主动和他们交流，而陶艳波和杨乃斌也成了学校活生生的励志故事。小学四年级时，语文老师为了让杨乃斌提高作文写作能力，对他单独进行辅导，有时一篇作文会提出许多修改意见，杨乃斌也不嫌烦，一次次修改，一次次提高。渐渐地杨乃斌的成绩上去了，每次测试都名列前茅，这让陶艳波感到非常欣慰。而更让她高兴的是，杨乃斌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开朗，真正融入到了同学中间。
杨乃斌10岁了，陶艳波从电视里看到，北京协和医院从澳大利亚引进了一种先进的人工耳蜗，可以恢复70%的听力。没有丝毫的犹豫，陶艳波决定带着杨乃斌去北京，当时，单耳移植人工耳蜗的手术费就要24万元，陶艳波没有退缩：“哪怕是变卖家产也要为儿子做人工耳蜗手术。”
回到家里，陶艳波把结婚时的首饰卖了，又向亲友借了些钱，但还是没能凑够24万元钱。看到陶艳波为了孩子付出那么多，杨乃斌的奶奶还有外公外婆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一个月后陶艳波带着家人的嘱托和东拼西凑来的24万元钱来到北京协和医院。
医院顺利为杨乃斌开启了人工耳蜗，“妈妈，好像有鬼在哭，狼在叫。”杨乃斌用口齿不清的声音说，第一次听到声音吓得杨乃斌哭了出来。陶艳波又喜又怕。主治医生表示，由于杨乃斌的年龄比较大，左耳只能恢复70%的听力，也就是说，正常人和杨乃斌说话要保持在3米以内。而每个人的声音都不同，这让捕捉到的声音转化为语言还需要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为了更早更快地熟练应用人工耳蜗，陶艳波领着儿子做了大量的听力训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陶艳波母子俩不间断的努力，杨乃斌的听力渐渐好转，但他的听力还是不能独立完成自己听课做笔记，陶艳波劝慰儿子：“不用担心，妈妈会坚持下去，做你的‘同桌’，做你的耳朵。”
陶艳波心里清楚，听到声音，儿子可以正常说话的可能性就大了不少，这对她的鼓舞非常大。而在妈妈的教导下，杨乃斌会说的话越来越多。一次，电视上有一期介绍天津的节目，杨乃斌无意中说了一句：“妈妈，大城市多好啊，我也想去大城市上学！”陶艳波听在耳里也记在了心里。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2005年，陶艳波和丈夫卖掉了在老家的房子，买了新房定居到了天津。到了天津后，陶艳波马上给孩子找学校，她找到了天津五十一中，校长在了解了陶艳波母子的经历后深受感动，而看到杨乃斌的成绩也不禁啧啧称赞：“孩子太优秀了，我会安排他进实验班。”
来到天津五十一中，陶艳波母子俩既感到幸运又有不少压力，陌生的环境，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奥的知识，母子俩迎难而上，杨乃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好成绩。2008年，杨乃斌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毕业典礼上，杨乃斌深深地向母亲鞠了一躬，台下掌声雷动，台上母子二人相拥而泣……
儿子的奇迹也是母爱的传奇
杨乃斌没有辜负妈妈的期望，考入了天津名族中学，陶艳波在为儿子考入市重点高中而高兴的同时，也有一些担心：学校会接收杨乃斌这样有听力障碍的学生吗？就在她为这个问题担心不已时，天津名族中学的校长不请自来：“您甘做儿子‘耳朵’的事迹我们早有耳闻，正是在您这种母爱的感召下，杨乃斌才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们学校欢迎杨乃斌这样的学生，也欢迎您这个‘名誉学生’！”陶艳波激动得紧紧握住校长的手，连声称谢。
从天津五十一中读初中，进而考入天津民族中学，陶艳波始终陪读在儿子身边。尽管自己是大学毕业，但面对现在的中学课本，陶艳波仍觉得自己也像个学生一样。
杨乃斌学的是理科，老师板书时陶艳波得做笔记，而老师没有板书时，她就得以最快的速度记录下老师所讲的内容，然后拿给儿子看。每一堂课，每一分钟她都要聚精会神地听讲，不敢有半点懈怠。晚上陶艳波还得和儿子一起做题、讨论，由于常年操劳，她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丈夫看着很是心疼，经常下班回到家帮着做家务，还变换着花样给陶艳波母子俩做饭补身体。
杨乃斌就读的年级越高，陶艳波觉得自己这个“陪读”越吃力。害怕由于自己的原因耽误儿子的功课，陶艳波每每在下课时就缠着老师：“老师，这一点您能不能再给我讲一下，哪怕您拣关键部分给个提示也行。”有时老师急着去别的班授课，杨乃斌总会在下课铃落下的第一时间赶过去，继续请教。学校老师说：“你是问问题最多的学生。
陶艳波知道只有自己把问题搞明白，才能给儿子讲明白，一堂课下来，杨乃斌只能吸收40%的东西，剩下的60%全要靠陶艳波回家再给他讲。从小学到高中，跟着儿子一同出入课堂，陶艳波好像是重活了一遍。为了能让孩子学好英语，陶艳波买来录音笔，把整堂课老师讲的内容都录下来，回家后再一遍又一遍地听，自己弄明白之后再教儿子。她每天都要多学习四五个小时，才能把一天的课程学完。
杨乃斌即将迎来高考，母子俩开始全力“备战”，高考也是对母子俩多年学习成果的检验。陶艳波白天要陪儿子上课做笔记，回到家里还得按着食谱给儿子做营养餐。杨乃斌要是有不懂的地方，陶艳波就得放下手头的事情，一遍一遍地给儿子讲，经常是到了深夜陶艳波才能休息。
一次陶艳波正在忙着给鱼缸换水，感到眼前一黑晕倒在地，看着为自己日夜操劳的妈妈，杨乃斌眼睛湿润了，让妈妈在家休息几天再去，可陶艳波说：“我能坚持得住，现在的时间是多么宝贵啊，别说几天，就是几个小时几分钟也不行，听妈妈的话，咱们抓紧时间一起努力，等高考后，妈妈会好好休息一下的。”杨乃斌含着泪点了点头。
2011年，杨乃斌参加了高考，放榜后，尽管英语成绩拖了后腿，但杨乃斌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北工业大学机电一体化专业。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儿子上了大学，陶艳波没能像此前说的休息一下，她没有丝毫的松懈。“大二的时候，儿子要分专业，为了让儿子能进入重点专业，我还得继续陪他读书，当好他的耳朵，当好他的翻译。”陶艳波说。
在大学校园里，总会看到陶艳波和杨乃斌母子俩的身影，他们时不时地牵着手散散步。在教室里，他们又总会肩并肩坐在第一排，儿子费力地听着什么，并将板书记下，陶艳波则一字一句记录着老师所讲的内容。
今年1月，45岁的陶艳波和19岁的儿子杨乃斌一起来到河北工业大学南校区，为期末考试做最后的准备。这天是教授答疑的日子，儿子准备了一大堆要问的问题。教室里靠近讲台第一排最中间的两个座位，是陶艳波和杨乃斌母子俩的固定座位。陶艳波与杨乃斌母子俩在河北工业大学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人物，人们内心里的感动与惊叹已定格成一幅关于母爱的图画。
儿子顺利读了大学，陶艳波却并不轻松，在杨乃斌提出不要妈妈再陪着读大学时，她答应了：“过完春节，我出去找份工作，帮你爸爸减轻一点经济负担，也好尽快攒够钱给你另外一只耳朵植入人工耳蜗，那时妈妈就放心了。”在妈妈的心里一直想着的就是儿子，唯独没有自己。在陶艳波的家里，笔者看到了满满4大箱的笔记，这也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爱的见证。
在采访中陶艳波说得最多的是“作为一个母亲，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啊，母爱，是一种责任，也是创造奇迹、书写传奇的力量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