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传出父亲粗重的声音：“你大伯走了。你快点回家来！”“哪个大伯？”我一时没回过神儿。电话那端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接着就是惊雷滚来：“你上河店五大伯！抓紧回来，千万别误了晚上赊牢。”（赊牢：即告庙，意思是通知土地爷，家里有人亡故，请他在阴间做好接待。）父亲的声音陡然拔高。五伯，是父亲的叔伯兄弟，我们两家隔了五十里远。他年岁已高，又瘫痪多年，我们总共也没见过几次面。过年的时候，父亲还掰着指头，把在世的老人们数了个遍，其中就有五伯，他感叹：“又得不少钱呢。”每年，父亲光给婚丧嫁娶随份子，至少得两千多，可家里一年的收入，总共也就七千来块钱。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农村，名声和面子，有时候甚至会比人的性命还重要。“可是，我明天还有个会议，要发言。”我嗫嚅道。“跟你领导说，‘奔丧如救火’，就是皇帝老子还有三门穷亲戚呢！”老头又不高兴了，缓缓，他又叹道：“做人可不能忘本呐！”我能理解父亲对于婚丧大事的热情。他们这一代人，经历了贫困和饥饿，五六十岁了还像沉默的耕牛，在黄土地里勤爬苦做。父亲十三岁起就下地干活，拉扯三个妹妹。大到盖房结婚，小到浇地扶犁，哪一样不是族里的人相帮衬着挺过来的？做人，就得讲个人情。一走进五伯家的院子，媳妇就哭了起来。可刚才下车的时候，她分明还是笑着的。按照地方风俗，前来吊唁的人进门时必须响亮地爆出这一嗓子，才好让屋里的人知道有人来了。这时候，哭泣与软弱无关，相反却是检验晚辈是否孝顺的一项标准。在众人眼里，你懂不懂事，在社会上吃不吃得开，就看你在这种场合是哭，还是不哭。房门越来越近，我就是哭不出来。五伯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一点留存，只有一个声音在脑海中反复响起：“快哭，快哭，不然会被人戳脊梁骨的。”我急得背上出了一层汗，忽然，我想起了儿时的伙伴，一只黄狗。那年，县里组织打狗，大人们却怎么也抓不住我的大黄。父亲夸我是好孩子，叫我把绳扣套到狗脖子上，我就乖乖地照办了。可那些人一把接过绳子，就要把狗拖走。狗不停地挣扎，于是他们就快速地转起圈子，把它抡了起来。我看到黄狗双眼瞪着，舌头拉得老长，在空中旋转时，大哭，发疯了一样冲过去，却被母亲紧紧地抱住。想起儿时的那种无力、愤怒与愧疚，我跪倒在五伯的床头，顿时泪如雨下。屋里的人纷纷赞赏地望着我，他们相互使着眼色。三嫂赶忙搬来马扎，大家渐渐地就收起悲声，围坐在床前，开始寒暄。父亲推门进来了。熟人见面，免不了一堆恭维，不过这次父亲进来，收获的夸赞又有了新内容——您儿子是个大孝子！大家把刚才自己看到的情形，描绘得既详细又具体，父亲的脸上渐渐泛起了红光。可是在众人面前，他还是对我责备道：“光顾跟你的哥们说话了，快去见过你大娘。”见过大娘，她就抓过我的手，慈祥地问这问那。忽然，她关切地问：“还没裱鞋吧？”按照村里的风俗，死者的晚辈都要披麻戴孝——头顶白布帽，腰扎草绳，脚上穿白布裱过的鞋。可我穿的是几百块的皮鞋，一针一线缝上白布，我舍不得。大娘在那儿半张着嘴，等我回话。“不用麻烦了，家里有白球鞋，我明天穿来。”我委婉地说。“那可不行，赊牢时孝子出村，怎么能不裱鞋呢？不裱鞋是要被人笑话的。”关键时刻，红姐家的老二出来解围，他摇着大娘的腿，说：“姥娘，词舅穿的是皮鞋，一裱就坏了。后院马老三他爹死的时候，他家强子赶回来赊牢，不也没裱？误不了后天的正式发丧就行呗。”既然村里已有了先例，大娘不言语了。“赊牢了！”只听门外大掌柜喊了一声，大家马上开始一队一队地往外走。有抬香案的、搬椅子的、提水桶的，还有手里拿着家什的。大掌柜风风火火地推开门，用手挽了大哥，其余的人都跟在他们后面，鱼贯而出。经过大门口，每人从墙角拾一根哭丧棒，出了院子就顺着村街向前走去。村里看热闹的人，黑压压地站满了两旁的屋台。没有人说话，只听得见众人走动时，孝衣悉悉索索的摩擦声。“赊牢”仪式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