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恋，我快乐和骄傲的源头
第一次和杨光接触是在１９９５年底筹备迎新年晚会的会场。他是会场的总体方案设计者之一，负责整个会场布置的全盘调度。我是大学国际经贸系的领队，对具体的实施方案有一定的发言权。他是个英气逼人的男孩子。他的大气和从容常令我自叹弗如，但我故意处处和他持相反的意见。我原以为这样做可以挑战他忍耐的极限，然而，我的每一个不合理的要求都在他温和的笑容和娓娓的解释中慢慢消融。虽然我恨他恨得牙痒痒，但内心深处却悄悄地佩服他的包容大度和聪明。
我的目光开始在校园里追踪杨光的身影，刻意制造一次次与他不期而遇的机会。因而不知从何时起，每天晚饭后，我和杨光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操场，直到我们并肩的身影被渐浓的暮色淹没，我们才会回到各自的教室。就这样我与杨光恋爱了。
１９９８年上半年，我们面临着毕业去向的选择。杨光希望我能和他一起去北京发展。在那里，他的父亲已为他联系好了一家比较知名的电脑公司，他的专业水平可以得到最大发挥，如果我愿意过去，也可以进同一家公司的业务部。可是，我却提出要杨光留在湖南陪我圆留学梦。
其实，我也知道在当时出国留学对我来说并不现实，更清楚学成之后，开创事业对于一个男人的急切和重要，但我更希望知道在爱情和事业之间，杨光会作怎样的选择。因此，我借口为了有相对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学业上，使出国留学变得有把握，要求杨光能和我回到父母所在的学校去教书。尽管杨光的父母打电话过来劝我和杨光一起去北京，但我仍然固执地要等杨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那段时间，杨光一边游说已有怨言的父母，一边还要对付任性的我的一再追问。看到他为我受苦而憔悴，我有点心痛更有点被宠的幸福感。
任性，把我的美丽爱情弄成一团糟
毕业后，他终于决定忍痛放弃回到北京发展的计划，陪我去湖南乡下教书、读书，向出国留学发展。终于得到自己满意的答案，我感到十分高兴。我告诉杨光，这一切只是我和他去北京之前对他的考验，我决定和他去北京。杨光当时听得目瞪口呆，但继而表现出来的不是我想像中的生气或愤怒，而是受宠若惊的样子，令我格外感动。
虽然我任性的小姐脾气依然时时出现在我们的恋爱中间，可是杨光对我的包容着实令我感动。我常在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一定要改掉自己的坏脾气，一定要把握好杨光和我纯真的初恋。而我和杨光都相信我们的爱情能走向天长地久。
到北京后，我总觉得杨光的父母对我任性地要留在湖南而最终来了北京，从而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而心存介蒂。他们总是对我彬彬有礼，过分的客气让我有一种不被接纳的感觉。我们和杨光的父母一起住在一个封闭的三层小洋楼里。杨光的父母住二楼，我和杨光被分别安排住在三楼的两个房间。杨光的父母是严谨的人，每天晚上１０点以后，家里差不多都要熄灯睡觉，杨光好像对此习以为常，而我却总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尤其当我们在一起亲热的时候，更是深感紧张。每次总是像做贼一样，匆匆亲热之后，马上回到各自的房间。我曾为此多次要求杨光搬出去住，可杨光是父母的独子，也是个十分孝顺的人，所以我们永远处在等待和商量的地步，根本看不到付诸行动的希望。
１９９９年５月，我再次要求搬出去住，可杨光依然说要和父母商量，要等待。此时，杨光的孝顺在我的眼里变成了唯唯诺诺，没有一个男子汉应有的主张和果断。一气之下，我自己悄悄地找了一处房子独自搬过去住了。
我原以为杨光的父母至少会打我的手机问问情况，然而，我的搬出来住只是像一粒沙子扔进了大海，没有激起一点波澜。杨光每天上班见到我，都会劝说我回去住，而我也总会反劝他搬出来。这样僵持了一个月之后，我感觉杨光渐渐失去了热情，不再劝说我回去住了。可是，任性再次顽强地主宰了我的意志。我没有想过主动去和杨光的父母沟通，反而希望杨光能在亲情和爱情的选择面前再次站到我这一边。
我的绝不让步使杨光在苦恼之外开始有点生气了。此时，他刚好有一个去美国进修三个月的机会。临行前，他有些无可奈何地说：“心蓝，我想用这次机会来理理我们这段感情，希望你也能冷静地想一想我们的未来。”此后一个多月，杨光一去杳如黄鹤，没有给我半点音讯。我明明感到自己如此强烈地想念杨光，却没有勇气去找他的父母问询他的情况和联系方式。
我打算想办法惩罚杨光对我的冷淡。因此，在杨光三个月学期将满即将归国的前夕，我决绝地应加拿大商人戴维之邀到了加拿大一家商务中介公司工作。可是，刚一到加拿大，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想念杨光，我深深地感到后悔。我一有空就打开电子邮箱，希望看到杨光劝我回去的信件。我想哪怕只有一个字，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回去。可是，在持续了一个月后我依然没有等到杨光给我的只言片语，悔与恨一点点地充满我的胸腔，我发誓再也不进原来的邮箱，并一定要混个出人头地，让杨光后悔。
２００１年，来加拿大一年多之后，从国内来的朋友那里我听说杨光有了一个系出名门的女朋友，这彻底地断绝了我心中对杨光的歉疚和对自己任性的怨恨。我答应追了我一年多的戴维的求婚，并在这一年的圣诞节举行了婚礼。
婚后，我和戴维合伙开了一家中介贸易公司。虽然我也是公司的投资人，名为副老总，可是每个月的报酬却不过３０００加元，还不及我在外打工的工资。我也为此跟戴维争过，可是他要么一副死皮赖脸，要么就是凶神恶煞的样子。我碍于夫妻的名义不愿把他告上法庭，剩下的就只有无能为力了。
公司的业务虽然蒸蒸日上，可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戴维对金钱及权力的控制欲以及他的小气令我烦透了心。更令我难以容忍的是，在我发现他竟然有一个加拿大情妇时，他不但不坦诚认错反而对我恶语相加，说：“像你这种东方小女人是没有可能融进我们西方文明社会的，我愿意和你保持夫妻关系就已经是对你开恩了。你就不要异想天开地以为我会守住你一辈子！”在那一刻，我清楚受到伤害的不仅是我，更有我的民族自尊。
因此，在２００２年下半年，我结束了我一年半的异国婚姻，离开了工作三年的加拿大，带着伤痕回到了北京。回首来时路，我发现我的任性把我曾经美丽的爱情弄成了一团糟，而真正受到惩罚的只有自己。
开创自己阳光灿烂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