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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与名字的趣事

  自隋朝创立科举考试,历经唐宋直到明清,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是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选官制度。但是在科举历史上,有些人“金榜题名”做状元,并不是因为成绩特别优异,而只是因为皇帝或主考官特别看中了他们的名字;有的人落第,也不是因为成绩低劣,只是皇帝或主考官讨厌他们的名字。历史上的状元常常出现“名字比成绩更重要”的奇闻趣事。

  唐睿宗景云三年,是一个改过三个年号的奇特年份。可睿宗感到“景云”还是不太吉祥,没过多久就改为道家气味颇浓厚的“太极”。到了八月间,无能的睿宗感到难以君临天下,就把皇位让给了儿子李隆基,自称太上皇。李隆基当了皇帝,又把这一年的年号改为“先天”,这个年号也颇有道家气味。李隆基被尊为玄宗,死后不久被尊为太上至道圣皇天帝,更具有道家气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唐代的皇帝姓李,道教所尊奉的始祖老子也姓李,他们就附会说自己是老子的后代,因而道教在唐代十分受重视,年号和尊号有道家气味也就不奇怪了。

  这一年录取的状元常无名,就因为他的名字和道家颇有关系而沾了光。姓常又以“无名”为名,自有不寻常的来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不寻常的名字出自《老子》第一章,在信崇道教、尊崇老子的时代特别讨巧,因而被看中了,一下子就成了状元

  明洪武十八年的状元本应是花纶,但等到拆号唱名的时候,朱元璋却说,我夜做一梦,状元姓丁,不姓花。主考大臣们随即翻阅试卷,找出个名次较后的丁显。朱元璋说,姓丁名显,自然应“显”,状元就应当他做。这个幸运的丁显,与朱元璋并非沾亲带故,也不曾写过惊人诗文,朱元璋是否真有过那么一个梦也难以查考,从多种史料推测,真正的原因恐怕在于朱元璋晚年多猜善忌而又自以为圣明。他怀疑阅卷大臣玩把戏,拉私人关系,所以特地挑出个丁显,以显示自己至明至圣,洞察一切。

  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也多少继承了他的流风余韵。永乐十三年乙未殿试,考官想取顾文秸为状元,因为“秸”字生僻少见,就改取洪英而代之。洪者,合了太祖朱元璋洪武年号,英字则可作“英豪”、“精英”多种褒义解释。洪英做状元自是胜过前者百倍。

  永乐二十二年甲辰殿试时,原拟取孙曰恭为状元。明成祖看了大摇其头,说“曰恭”二字合起来是个“暴”字,于是降为探花,状元换成邢宽,说“宽”恰与“暴”相反。因为永乐从侄儿手中夺得帝位,很多大臣不服,他就大开杀戒,排除异己的手段极其残暴,所以就特别忌讳那个“暴”字,孙曰恭就因此失去了状元。邢宽,不就是“刑政宽和”吗?好!于是邢宽稀里糊涂地成了状元,他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姓名竟会和刑罚连在一起。

  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预定的状元是吴情,殊料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无情”。无情的人自然不能做状元,只好换。阅卷大臣正在争论中,嘉靖帝却发话了,他说夜里做了个梦,西北方的天上响雷,这必然是状元出在西北的征兆。嘉靖帝是真做了这么个梦,还是想起来朱元璋这个老祖宗梦见姓丁的该做状元的故事,这不重要,因为问题的实质不在梦之真假,而在皇帝们选状元表面上非常认真,实际上却常常如同儿戏。阅卷大臣把试卷翻到近第三百名时,找出个秦鸣雷,再一查籍贯,他是陕西人。陕西是古代秦地,秦地正在西北方。嘉靖帝说,他的梦就应在这个秦鸣雷身上,秦鸣雷因而成了状元。

  有的名字本来很好,可生不逢时也可能失去状元。明英宗天顺四年殿试,状元本是祁顺,这个姓名连起来就是祈求顺从、孝顺,按说符合君主专制对臣民的要求,没有比它更贴切恰当的了。然而不幸的是,祁顺与英宗的名字祁镇相近,传胪唱名多有不便,于是状元就换成了王一夔。

  清代因名字而失去状元的也不少。顺治十二年,本拟定的状元是太仓人王揆,唱名的时候,顺治却因读音相同想起了《王魁负桂英》这个流传极广的剧本。剧中王魁忘恩负义,在桂英资助下中了状元后,感到曾与妓女桂英厮混,太丢人了,就设计把桂英杀死了。顺治听到高唤王揆,就开玩笑说:“是负心的王魁耶?”这下可不得了,王揆马上就被抑为第三甲。

  同治七年,江苏人王国钧殿试成绩优异,被初定为一甲。国钧这个名字,从字面上看是不错的,国钧者,国家重任也。白居易《赠樊著作》中就有“卒使不仁者,不得重国钧”之句。但慈禧太后看了很不高兴,念了王的姓名说:“好难听。”因为这三个字与“亡国君”相谐,实在大不吉利。王因此被抑至三甲,蹉跎以终。

  有的人名字吉利、吉祥,就交了好运。顺治十六年,昆山人徐元文,考试成绩虽在前列,却并非优等,只是顺治帝认为他这个名字好,仪表也好,特把他定为状元。乾隆五十四年的殿试,乾隆帝审看主考大臣们呈上的前十名卷子,一件件地往下翻,看到胡长龄的名字,就开玩笑地说:“胡人乃长龄耶?”乾隆帝这时已经七十九岁,正盼望长龄,要借胡长龄名字的吉祥,亲定他为状元。

  考生因名字吉祥大得其福而中状元的要数清朝的最后两位状元了。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避难,后经李鸿章签订了《辛丑条约》,慈禧太后才又回到北京。“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在这内外交困,惊魂刚定的时刻,她心里很不是滋味。此时此际,一些文武官员为了讨好这位“老佛爷”,不肯放过任何阿谀奉承的机会,即使违背制度也在所不惜。

  机会终于来了!光绪二十九年的殿试取的是王寿彭。真是个吉祥如意的名字!原来慈禧太后的生日即所谓的“万寿节”,为十月初十,而殿试在三月,主考官为了博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把本来不是第一名的王寿彭,从后面的名次提拔成第一名,为的是让慈禧太后一见到签拟名次的单子,首先看到“王寿彭”这三个字,让她顿时感到自己的寿命也一定像彭祖那样高寿。这样一来,对主考官办事得体,当然是恩赏有加了!

  光绪三十年,清廷举行了历史上最后一届殿试,慈禧太后钦点状元刘春霖一事,则更具有闹剧色彩。当时八位阅卷大臣拟定的金榜排名单为:一甲一名朱汝珍,一甲二名刘春霖,一甲三名商衍鎏……头十名的名单递到慈禧手中,当她看到第一名朱汝珍的名字时,就开始皱眉头。“朱”姓与广东籍贯,让她联想起了朱明王朝与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及革命党人孙中山等。加上她害死过珍妃,对“珍”字也过敏。再看第二名刘春霖,首先籍贯就好,“直隶(河北)肃宁”,当时天下大乱,正该“肃宁”一下,名字也吉利,当时正值大旱,谁不盼望着下点“春霖”?于是慈禧便将刘春霖钦点为最后一科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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