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套装版）》读后感2000字
在一个时间和坚持都成为奢侈品的年代，能够花一两百个小时读完洋洋五百万文字，本身即是一种很高的评价。曾经很多次，每当需要以一种大道正义的英雄之风来抵抗现实中的苟且与犬儒时，就会打开本书反复阅读，以感受那字里行间传递的大争之气与精神热度。
强势生存，这个孙老始终强调的自创词汇，无疑是《大秦帝国》最为核心的精神灵魂。而所有对于那段遥远历史的艺术追溯和文学再现，都是为了唤醒我们灵魂中这种本该是中华民族性格基因的重要力量。在一个习惯了消费、解构、架空历史的全民娱乐时代，有鲜明个人态度和政治哲学见解的历史书写显得尤为珍稀，这也是作品能够引起普遍共鸣的根本原因。
很难讲是历史启发了书写，还是书写升华了历史。但作为一种有着精神本位意识的创作和探索，一种有着从原生文明视点来挖掘和重构民族精魂的抱负和野心，对于秦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之专制集权王朝的历史回顾与重新思考 ，在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现实历史背景下，不得不说是有其宏大而深远的时政意义的。这一时政意义用作者的话来讲，即是为国家和民族找寻文明话语权。
反观当下世界格局和两千多年前的秦时期，不难发现两者间存在很多根本层面的相似之处：区域文明都在经历由低向高的历史跨越，代表某种普世价值的和谐幻梦破碎凋零，强者欲挟历史的累积优势号令天下诸侯，而各个民族国家则都在愈加动荡的强弱冲突中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全面竞斗，可以说正是一个充满“大争气象”的新战国时期。
因此，整部小说以少梁之战献公中箭而死、强魏压境、东方诸国虎视眈眈欲分而食之、新君嬴渠梁被迫割地求和的秦国危亡时期开端，来展开一条长达200年屈辱、艰辛而又强势、卓越的帝国崛起之路，显然包含了浓烈的“以古鉴今”意味。而那一句“纠纠老秦，共赴国难”的激励口号，则贯穿始终，凝结成代表老秦人族群性格与民族精神的神圣召唤力量。
作品中，对于“民族血性和大争之心”的原生文明精髓挖掘，以及对强力奋进之民族意识形态的重塑，无疑是由代表新法家变革精神的商鞅和代表大一统家国意志的嬴政来完成的。这两个在作品中浓墨重彩、书写比列明显偏重的人物，已不仅仅是小说的角色设置，而是以真正意义上的立法者和立国者姿态传递着历史故事背后、却生发于现代的政治观点和文化意图。
相同原因，《大秦帝国》所展示的史诗般的帝国全貌和兴亡过程，那些博大恢宏的时代背景、气吞山河的英雄人物、深谋远虑的庙堂决策、烽火如烟的金戈铁马、深刻悠远的思想争鸣等，无一不在用一种荡气回肠的文学感性来尝试提问和解答那些由相似时代情境和历史逻辑中生发出的思想困惑或者哲学反思。
新旧生产方式如何在破与立的矛盾中更迭？新的国家形态与政治文明如何创制？如何在法、儒、道、墨等诸多理论中寻找适合的治国理念？如何在信仰崩溃的沦落中建立强大而深厚的族群精神？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中找到高明的发展战略？凡此种种我们现在依然会面对的历史难题，都在秦时代的历史演义中被多次提及和深入反思。
或许也正因为此，《大秦帝国》严格意义上算不上一部纯文学作品。更多的，而是以一种接近史学根基的小说体例为主要载体，同时又夹杂着政论、学术考据、知识普及及个性化评说的“类古典”史学著作。它的书写更接近《资治通鉴》，并非为了追求失落的历史真相，而是借由历史的艺术化重现来表达现世的学者信念和政治训诫。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能更理解，那些小说中不时插入的史料以及对于史料的解读和批判，绝非是要在历史细节的真实性或文学性上纠缠或较真，而是有意把作者所认定的历史框架和所得启示放到一个以史为镜的公众视野来呈现和讨论，而这恰恰是战国和大秦时代“天下问政”的思维逻辑。
而那些最具有个人印记、立场鲜明、甚至带有些偏执的批驳，比如对儒家思想的无情嘲讽，对楚霸王项羽的暴行激愤等，其实都在痛切地指向一种现有历史观念中遮蔽或否定大秦作为原生文明进步性存在的言论与行为。儒家出于政治目的的扭曲歪解，以及项羽对史迹史料和文明工程的破坏等。或许，并非所有的批判都能被接受，但那种清醒的政治和历史思辨却是值得肯定的。
科林伍德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是在史学家自己的心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并以当下体验和语境基础推衍出新的意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大秦帝国》正是在以一种文学化的传播方式去激发世人对于本民族文化起源和精神气质的重新关注与深度思考。不同于“无阴谋不成政治，无秘史不成人物”的流行政史观，而是一种更为厚重、更为粗朴却触及本原核心的正道与大道精神。
如孙教授自己所言：“《大秦帝国》如果能激起观众对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的重新思索，对‘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的重新审视，对中国文明正源和秦帝国千秋功罪的重新评说，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