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总对男人说，你娶了一个作家。
她说这话的时候，喜欢仰起她尖锐的下巴，将其如三角板的尖端一般嵌在桌缝里。女人认为，这样姿色的她应当和自己笔下的女主角一样，高傲、动人，或许还带着点不屑。没人告诉她，她的眼袋里像装了个眼球。
男人懂她。白日里提著屠刀的腥风血雨像是洗去了所有狂暴与不羁，面对女人，他就变成了白日里勾着指尖点下一两精肉的男人。他曾像世间所有模范丈夫一样，对女人说，你只管创作，钱我来赚。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自觉不自觉地透露着点欲望，像潜水者攀着岩壁仰望岸边正欲下水的人。这点让女人很满意。
男人只有两个身份，屠夫和丈夫。这两个不同的名词让他产生了一种混淆感。他已不记得自己卖出过多少两肉，他有时会将砧板上的肉想象成女人的肌肤，所以切得格外细腻。可能正因如此，他的生意挺好，好到足以买下一幢二层的小洋房。
搬入新家那天，男人将女人带到二楼中央，推开一扇红木门，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桌，光滑而平整。
他说，这间屋子给你写作。
她说，以后你会被叫作作家的丈夫。
女人其实从未动过笔。当她在街边报刊亭看到一篇篇文章时，她喜欢微微牵动嘴角，然后享受卖报儿童好奇而崇拜的目光。她在等待一个良机，好来完成她酝酿已久的大作。当男人推开那扇红木门时，她想，时候到了。
当女人坐在木椅上将洁白的稿纸摊开、把钢笔上满墨水时，她想，一个伟大的作家需要一个深刻的名字。于是，她又先合上笔帽，回到客厅，打开电视机，在屏幕闪动的文字间猎狗般搜寻。
这耗费了她三天的气力。当她回到那张神圣的桌子前时，她愈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将是一名伟大的作家。于是她郑重地在雪白的稿纸上署下那陌生而光芒四射的名字。然后她开始写作。
男人有时会为自己的决定懊恼。自从他的妻子开始写作，他就再没见过她。女人曾郑重地告诉他，创作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他感到自己只剩下屠夫这个身份。像是赌气或是懊恼，他开始研究红烧肉。当他用看妻子的眼神看向锅中冒泡的红肉，便觉那熟悉的纹理都变得神圣了。他开始给女人送饭，一盘白饭，一盘红烧肉，像祭祀一样。
而男人不知道的事被隔离在了一门之里。女人像是忘记了时间，提笔，揉纸，再重新展开。她感觉自己从一个极高的山崖顶上跳落，享受风疾速扑面的快感后，又跌进一个游泳池。她的鼻尖贴在蓝色的池壁上，如水一般的颜色。她的鼻子被压得变形，可是周围只剩池壁。女人试着像从前一样将下巴嵌入木桌缝里，却发现这张新桌镀了层膜，光滑得像眼前空白的稿纸。她要病了。
当女人看到男人送来的一盘又一盘肥硕、油腻、闪着光的红烧肉，便会想起男人那张平淡的脸，平骨的身板。可这些肉却一遍遍告诉她，你是屠夫的妻子。连那雪白的瓷盘都长着一副公正刻板的面孔，宣判着这一事实。女人感到怒火燃烧了整张木桌，靠近地板上堆积的肥肉时又溅起了油星。她一度觉得情绪使自己灵感迸发，但她写不出一个字。女人病了。
这天晚上，女人打开房门，来到厨房，从衣服里拿出一瓶杀菌粉倒进油腻的铁锅里。她看着白色的粉末在黑暗里飘扬，竟觉得像雪花在飞。真有诗意，她想。
男人死了。做饭时突然两眼一翻倒地而死，嘴里还有没嚼完的肥肉。
女人坐在房间里，打开了窗户。久违的风吹得满屋的纸屑，混着腐肉的味道飞扬。两个老妇从窗前经过。“听说这家女人的丈夫死了。…‘听说这个女人还是个作家。”女人笑了，不自觉地将这两个名词重新组合——作家的丈夫。
女人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