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连这个城市的“蚁族”，我和王强做足了再苦也要在一起的思想准备。2008年6月，我们选择在学校开毕业典礼那天“裸婚”，原因是我们没钱办仪式，只好借典礼那天的热闹与排场。
婚后的日子没有想象中艰难，我们每月共计3300元工资，除去房租、衣食住行等开销，还能有1000元左右的结余。我们每个月都会手挽手去银行存下这笔钱，看着存款月月增长，我们感到非常幸福。
那时最奢侈的事情就是去吃肯德基，彼此的生日、结婚纪念日、银行存款突破万元大关，都是吃肯德基的理由。
结婚第二年，王强的同学出国，将其80平方米的两居室交由我们照看。我们迅速搬了进去，兴奋得一夜未眠，生怕再一睁眼，又回到那不足10平方米、连洗个澡都得看房东好几天脸色的蜗居。
当存款终于到5万元时，我和王强满怀憧憬地去了售楼处，但那高昂的房价似乎是对我俩无知的无情嘲笑，一天跑下来，我们终于笑不出来了。
而打击接二连三。我父亲在连续半年便血后，才在母亲的坚持下到城里看病。结果是肠癌晚期，且已经转移。面对巨额的医疗费，父亲住院一个星期之后，背着我和王强，在母亲的搀扶下回了老家。
3个月后，父亲去世。葬礼上，我和王强哭得很伤心，除了伤心，更有彻骨的惭愧。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王强天天下班后就去网吧，在各种创富网站上流连，最终选定了一种据说可以吸纳甲醛等有害气体的灯。他孤注一掷，用我们余下的2万元全部买了这种灯，并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出去推销。然而，10天过去了，一盏灯没有卖掉，那个厂家的电话却早已成了空号。那些堆在家里的灯，让我俩的心堵到了极点。
2010年3月，王强的同学要回国了，我们不得不四处去看房子，又开始了居无定所的日子。
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样周而复始的日子，看不到任何希望。
一直以来，王强的同事刘苗对他很有好感，这个家境优越的女孩儿毫不掩饰这一点。以前，对于刘苗的存在，我并不很在意，因为我对王强很有信心。可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存在对于王强来说是一种拖累。
所以，当刘苗第N次发来暧昧短信时，我和王强之间有了一次激烈争吵。我们都不惜狠狠伤害对方，表达自己对这桩婚姻的后悔。“那就离婚吧！”我甩下一句话，拿起简陋的行李，离家出走，寄居在表姐家里。
表姐家的房子很大，可是姐夫很少在家，偶尔回来，他们就像陪客户一样，相敬如宾地吃顿饭，除了孩子没有任何话题。表姐做了子宫肌瘤手术，居然不告诉姐夫。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他根本都不心疼，何必让他回来？”表姐的话让我霎时泪流满面，一方面为表姐，一方面是因为我想王强了。表姐的婚姻让我顿悟：婚姻幸福与否，跟金钱真的没有太大关系。
我给王强打了个电话，哭着跟他讲表姐的事。很快，他来了，把我搂在怀里，说：“丫头，这些天我想的全是我们在一起的事，经常会笑出声来。那些日子或许很苦，可为什么想起来觉得那么温暖？也许这就叫一起吃苦的幸福吧。”
重新回到蜗居后，我和王强都开始尝试着改变对生活的态度。我们买了两辆自行车，美其名曰低碳生活。周末共同出游时，还打出了“别拿自行车不当奢侈品”的横幅。王强说：“不能嘲笑别人的时候，咱还可以自娱自乐嘛。”我拍拍他的肩膀：“严重同意！我们终于穷出境界来了。”
2010年6月，我们给王强的父母以及我母亲报了去上海世博会的旅行团。3位老人坚决不肯去，但我和王强的态度却无比坚定，王强对我母亲说：“妈，我们没能给爸尽孝，您就别再让我们遗憾了。”
如今，我们的生活越过越顺，我们把买房子的计划暂时搁置，但依然在攒钱，目标是租到条件越来越好的房子。就在前不久，我怀孕了。尽管孩子出生后的花销算来算去总是捉襟见肘，但我们一点儿也不悲观。我鼓励自己坚持锻炼，保证最佳状态，这样应该能顺产，省下一笔钱；我们痛陈“尿不湿”的缺点，决定给孩子用便宜又环保的尿布；我文科好，王强理科好，我们日后不必给孩子请家教，自己辅导就行……
在一个又一个“近忧”面前，我们忘记了那些可能终生都不会出现的“远虑”。我和王强就这样相依为命地过着，重要的是，在经历了那些磕磕绊绊后，我们渐渐明白：幸福不是得到的多，而是计较的少。理想的生活如果高攀不起，我们就学会“低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