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爱情是从怕开始的。
那年他39岁，按说早已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他偏偏还没有处上对象，似乎是每天忙忙碌碌的工作暂时忘记了个人问题。而她28岁，长得亭亭玉立，相貌可人，不过脾气倒是挺大，眉眼间透出一股干练泼辣。
这一天，她就出现在了他面前。他的妹妹跟她是同窗好友，大学毕业后，极力邀请她到北京来工作，禁不住好友的撺掇，她离开熟悉的南国环境，来到了北京。这里人生地不熟，很自然的事事要依靠好友，而他的妹妹就成了她唯一可以靠得着的人。
不知怎么的，在家里见到漂亮的她，他内心里竟升起一股害怕，就连说话的声音也发了颤。好在她显得落落大方，才让第一次见面在快活的交谈中过去了。
虽然他显得有些木讷，但她还是为他的睿智和博学赞叹不已。在得知他平日里鲜有人照顾生活时，她常常利用周末到他的宿舍里帮着收拾房间，顺便给他洗衣服。对于她的这份关心，他心存感激，但感激的话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尤其是脑海里盘桓着的那股怕，更是让他把心底的话儿不敢说出口。
这样的日子一连过了好多天，他的一位领导有次开玩笑说：“40岁的人了，个人问题可是得赶紧解决了，要是发现了目标，那就得穷追猛打。”
领导的玩笑话却让他壮了胆儿，趁着她再次来到他宿舍劳动的当口，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她表白了内心的爱慕之意。望着他眼里急切的目光，她调皮地眨着眼睛说：“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是真的。”他有些愣住了，不知道她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接受你了。”
听了她大方同意的话语，他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就这样，在经过了半年多的交往之后，他们各自向单位开了证明，领取了结婚证。这一年，他40岁，而她是29岁。
结婚之后，他们的日子过得平淡而甜蜜，可第二年，他就被划为“右派”，要去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接到这个消息后，他一直没有告诉她，是怕她担心，更害怕她像别人一样提出离婚。一直到了出发前两天，他才决定自己先说，这天吃过饭后，他轻描淡写地说道：“帮我收拾一下行李，我要去北大荒。”
“你去那里干什么？”她问。
“我们离婚吧，我不能耽误你。”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也没有直视她一眼，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
她立刻明白了过来，二话不说就伸出手去捂住了他的嘴。她说：“你不要再说了，我不会同意离婚。”
屋子里静极了，他们静静地望着对方，过了许久，她打破了沉默：“你去吧，我在家里等你。”
就这样，他带着一份牵挂和满足去了北大荒，而她则独自一人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日后回忆起当时情景的他不无感慨地说：“在那么艰难的日子里我没有绝望，就是因为怀揣着她的爱、揣着家的温暖。如果没有她，哪还会有我？”
三年之后，他再次回到了家。他没有了工作，一家人挤在一个大杂院里，靠着她的工资生存，他对她更是畏惧有加。在等待安排工作的时日里，他像是个做错事情的孩子那样面对她，时时等待着她的批评抱怨，她对他没有一句怨言，相反则是安慰他，鼓励他。后来他重新被安排了工作，正当日子重新恢复了原状后，灾祸再次到来，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为“反动权威”，整日里检讨、批斗、游街……每当他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她总是默默地守护在他身边，用女性孱弱而温柔的肩膀悄悄地替他扛起一份压力，靠着这份弥足珍贵的温暖，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挨的日子。
所有的风雨总算过去了，他的创作重新焕发出了活力。有一天，他接到了朋友的祝贺电话，说他新出版的书相当出彩，很多人看后特别欣赏。这话让他听得一头雾水，因为他从来记不起自己出过这本书。后来她回来了，一问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她把他创作的人物肖像悉数收集起来，配上了幽默而精彩的话语，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画你写》的书。
“怎么？有意见吗？”她问道。
“没……没有。”他心里一凛，话语也变得结巴起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老年的他陷入了多病缠身的窘境，他患有糖尿病，偏偏爱吃甜食，她就对他吃甜食严加管束。有一次，他提出想吃冰激凌。她听后，立刻就骑车出了门，冒着炎炎烈日奔向了东单，因为她知道那里有一家食品店卖无糖冰激凌。望着面前的冰激凌，在得知她跑了那么远的路后，他却像个孩子似的哭泣起来：“我再也不吃冰激凌了，再也不让你跑那么远的路了。”
2009年5月26日，他因病离开了人世，她把写好的一封信揣到了他的怀里，在信的结尾，她自称是他的“凶老伴”，前面只不过加上了一个限定语：永远永远惦记你的。这样温情而浪漫的话语，看得人们唏嘘不已。
他叫丁聪，她叫沈峻。他虽然怕她，但依然掩盖不住爱情里那么甜蜜的内核。丁聪曾经说过：“我怕她不在我身边，我一天也离不开她。看不见她，我就心慌。这么忠贞的女人，这么好的妻子，太难得呀！所以，男子汉大丈夫，说怕老婆就怕老婆，而且，怕就怕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