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得最多、最清楚，因此也最有发言权的，就是我们自己。然而实际上却正相反：越是在遇到复杂的具体情况时，就越能暴露出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自己。人生的烦恼和挫折，多半都由此而生。
保罗在理发师约翰那里理发。约翰给保罗提了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有一个人，是我父母所生，但他既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姐妹。你猜他是谁？”保罗猜不出，约翰告诉他：“那就是我呀。”保罗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就回到家里去考妻子：“有一个人，是我父母所生，但他既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姐妹。你猜他是谁？”妻子猜不出，保罗就得意地对她说：“那就是理发匠约翰呀！”
古代有个差役，奉命押送一个犯人，这个犯人是和尚。一路上，差役生怕丢失什么，就不停地念叨他带的几样：“公文、包袱、行枷、……、和尚，还有我。”和尚见他如此，就趁他睡着的时候，把差役的头发剃光然后跑掉了。差役早上醒宋一清点“公文在，包袱在，行枷在，和尚……和尚在哪里？”搔头思索时，发现“和尚”在这里，于是他就大叫起来；“我在哪里？我不见了！”
像保罗和差役这二位不懂得“我”是什么的人，实在很少见。但这两个极端的例子却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自我”原本是个极平常、极普遍的字眼儿。也许正因为它太平常，所以也就太复杂。听听时下社会上关于“自我”的议论，你会发现很多的矛盾和分歧。一方面，你想不到人们为什么会对“自我”那么敏感，有那么多的忌讳、猜疑和防范。经常看到和听到的是“战胜自我”呀，“超越自我”呀，反对“自我中心”呀，等等这一类的教导和呼吁。仿佛“自我”只是一个坏字眼儿，代表着人生中应该被抛弃、禁止和克服的那一面；另一方面你又可以发现，人们却又时常把“自我”请出来，让它担负起艰巨的光荣使命：“自我批评”呀，“自我改造”呀，“自我完善”呀，“自我牺牲”呀，等等。越是在有麻烦的时候，就越是显出对“自我”的重视和依赖。
究竟什么是“自我”？什么是我的“自我”？对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健全的心态，是我们人生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曾特意翻看了一下自己从小到大的照片。那是在不同时间和背景下、由不同的摄影师用不同的相机和技术拍摄下来的我的外表。这一张张照片上是同一个人，但彼此又总是有那么多的不同。二个完全由遗传基因决定的自然生命体，尚且有如此多的变化，那么一个由社会和文化因素决定的“自我”，又是如何变化的呢？
我想尽力回答这个问题，给自己补充一些精神上的照片，但恐怕永远也做不到了。我只能按照时间顺序讲述着一个不断形成着、流动着的自我，而且这也只能是以现在自我的眼光去描述那过去的自我。
人有时候会把自己想象得极其巨大宏伟，伟大得几乎能够包容一切，主宰一切；有时候又会觉得自己极其渺小，在茫茫宇宙人海中完全微不足道，渺小软弱得可怜。要想真正知道自我是什么，找到自己的位置，恐怕得在二者之间去思考。
最初让我产生这种看法的，是我儿时一次顽皮的意外体验。
大约是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常和几个小伙伴在几幢破房子周围玩耍。有一天我们发现了地下一处洞穴。从洞口探下头看去，这个洞很窄小，不深也不长，远处还有亮光，可能是出口。于是我们商量着搞一次“探险”，从这头钻进去，从那头钻出来。谁来第一个呢？当然是我。因为我在伙伴中间一向好勇逞能，此刻自然当仁不让。我下到坑底，摆平了身体，就朝前爬去，心想很快就能爬到出口。不料这个洞越来越窄，我爬着爬着，觉得里边越来越暗，动作也一下比一下更吃力。我想凭着猛劲冲过去，结果却一下子卡住了。我的两肩被左右洞壁紧紧夹住，两腿不能弯曲，一抬头后脑就碰着上壁，低头则嘴啃泥土，整个人就像被土埋住了一样，失去了行动的空间；不仅如此，眼前那一点点儿亮光，也不知是在什么时候消失了，四周笼罩在黑暗之中。我拚命挣扎了几下，无济于事。
……在这地下几尺深的黑暗与寂静之中，四周紧逼，孤立无援，使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怖。我怕极了，觉得自己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呼吸困难，就要憋死了，永远出不去了……以后的事情记不大清楚了。可能是伙伴们的喊声唤醒了我，我想办法一点点退了出来。回到地面以后说了什么，也没有印象，只记得他们看着我时的惊骇表情。可能是我那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把他们也吓坏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孤独和恐惧。从那以后，我经常做一种恶梦，梦见自己被无边的黑色或白色困在其中，孤立无援。无形的巨大的压力包围着我，让我喘不过气来。有一阵子，我连续十几天做这种梦，接着发烧、咳血。一查，是得了肺结核病。病好以后，这种恶梦也减少了，但它仍然是一个先兆，每当我有比较严重的身心不适时，它就会出现。这种后遗症伴随了我多年。我好像得了一种怪病，一种精神上的过敏症，特别害怕黑暗、封闭、狭隘、孤独和压抑。一遇到这种环境和气氛，我就会产生心理和生理上的过敏反应，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精神紧张。这种反应，在哲学、心理学和医学上都有自己的名称，我把它叫作“幽闭恐惧症”或“黑暗恐惧”。它不仅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比如在走路和乘公共汽车时，我如果被一群高个子夹在中间，眼睛不能看见周围的环境，就感到不舒服，想尽快换一下位置；当我爬山时，在登上山顶之前，心里就总保持着一种焦虑，直到登顶才能放松……
人有几条命？西方谚语说：“猫有九条命。”我不知道是指哪九条。如果是指它可以“死九次”，那么这是指同一质量的生命可以重复多次。但我发现，人的命其实比猫更多更大。不是多在数量上，而是多在质量上。
我对人的生命研究的结果是：人的生命不是简单的一维现象，而是三维现象。就像现在已经公认的人的年龄可以有三个：生理年龄、社会年龄、心理年龄一样，每一个人也都有三重性命：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
人有自然生命，也就是生理生命。人作为大自然的一种生灵，从生到死，饮食生息，三灾八难，五痨七伤，九死一生，大概都有相同的情况，—跟动物也差不太多。这是人的有形生命。人的有形生命至少也可以达到“九条”。何以见得？屈原有云：“虽九死而无悔”。不就是说，人的追求和意志，可以在肉体死生“九次”之中，保持如一吗？
人有社会生命，也就是人的社会存在。每一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都扮演着各种角色，承担着各种权利和责任。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活着，他是否“活着”，“活”得如何，就在这些角色和角色所联系的社会责任权利中体现出来；每担当一个角色，就有一重社会生命。所以就有“政治生命”、“道德生命”、“职业生命”等等之说。社会生命与自然生命之间，是可以相对分离的。因此而演化出许多只有在人类社会才见到的生死现象：罪犯被“剥夺”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多少年，他的这部分社会生命就“死”了多少年；体育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往往比较短，是这种角色的社会生命特征所致；有些人虽然肉体已经消失，而他的家属和后代仍然能够以他的名义，或凭借他的庇荫，享受种种特殊权益，则是这个人的社会生命仍在延续……
有趣的是“社会年龄”这个字眼儿。它实际上是标志人的社会生命的一种“刻度”。有人直到五、六十岁时，还被周围的人叫做“小X”；而有人则年纪轻轻就开始被称为“老X”或“X老”了。这一切都与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人在这个环境中的地位、形象等等相关。人的社会生命似有形似无形，在有形与无形之间，只看人是否知道它。一个人的社会生命究竟有多少条，恐怕一言难尽，但可以肯定不止于“九”条。
人有精神生命，也就是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存在。人在生理上总有生老病死，社会角色也总会变，权力和责任可以予夺，但人的精神和思想却可以“超乎天地外，不在五行中”，“思接千载”，能够长生。反过来，有些人虽然活在世上，他的“心”却可以早早死去。“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的“心”已经作废，他在自己心中就没有了自己，在他人和后代的心目中自然也留不下什么痕迹。无形的精神生命，却是人最有自主权的一条性命。
用个不很贴切的比喻：人生好比是一条不断生长着的辫子，由三股头发编成，每一股头发都有许多发丝。人的一生又好比是一曲“生命的三重奏”，有音符，有旋律，有意境。每个人的一生都在演奏自己的曲调，表现出自己的旋律。有的是气势宏伟的交响乐，有的是优美华丽的奏鸣曲，有的是哀婉动人的小夜曲，也有的是暗哑呜咽不成曲调的悲鸣，或者是狂妄鼓噪刺耳难听的嘈杂……
假如一个人的“自我”是他的生命场所形成的坐标体系，那么他的“三重”生命就是这个坐标的三个轴。不管知道不知道、自觉不自觉、谐调不谐调，每个人都在用三条生命编织自己的人生：
用养生之术和体育锻炼来加强自己的人，是在珍惜和强化自己的自然生命；
追求成就和奋斗，用业绩塑造自己形象的人，是在珍惜和强化自己的社会生命；
献身于真善美的思想和品德的人，是在珍惜和强化自己的精神生命。
要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什么，就要知道自己的“生命场”、“生活场”、“人格场”在哪里；知道了这个“场”，才能知道什么是“我”，什么是我自己，知道什么是自己该做的，什么是自己能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