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说到这个时期，大家很快会想到一个词，叫“荒漠”。因为这是一个一望无际的荒漠时代。可是你们大概谁都想不到，本人受到的最好的教育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因为当时有一批苏州城、无锡城名校里头的教师，被下放到江苏盐城那一大片芦苇荡里。他们到了我所在的中学，做了我的老师。
我的物理老师，我的化学老师，我的数学老师，乃至教我们打篮球、跳绳的体育老师，都是苏州城里名校的名师。今天要再找到这样一所学校，我以为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讲，本人在“文革”中受到的教育是“盛宴”，是“满汉全席”。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奇怪，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这个小小的环境，和大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所有的老师都学养深厚，比如说我的数学老师，他讲课绝对不会复习上一节课的内容，因为在他看来，“我讲过的孩子们就一定懂了，不用复习”，所以他讲过的课永远是一条直线，起点在哪儿，就从那个地方出发。
他的板书也特别棒。因为我们特别喜欢他的板书，所以每次在他上数学课之前，我们都不是用黑板擦，而是用湿毛巾反复地擦拭，直到把这块黑板擦得黑亮黑亮的。他讲数学课的时候，一边讲一边从右上角开始写那些公式、那些定理，等把课讲完，正好是一整面黑板的字。可惜当时没有相机，如果用相机把那个画面拍下来，今天装裱起来，挂在家里的墙上，就是一幅非常有装饰感、现代性很强的画。
那些老师各有各的品性，各有各的脾气。比如我的数学老师，他的性格非常缓慢，我的语文老师曾经形容过他，说有一天他的衣服着火了，他首先会问：“这个火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就是这样一位数学老师。特别要感激的是我的语文老师，她是南京大学的高材生，是一个高高的，身体非常扁平的女人。这位女性是我心目中最高贵、最美丽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我千百次寻找过，但是再也没有找到过一位这样的女性。
我记得她第一次走上讲台，把两只手轻轻地悬在讲台上，她没有带粉笔，没有带备课笔记，也没有带语文教材，是空手走上来的。她望着我们，说：“同学们，什么叫‘语文’。”然后她用了两节课的时间，给我们阐释了什么叫“语文”。那期间，天开始下雨，她把脑袋转向窗外，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一年四季的雨是不一样的。”
然后她又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一天里的雨也是不一样的，上午的雨与早晨的雨不一样，下午的雨与上午的雨也不一样，傍晚的雨与夜里的雨也不一样。”然后她又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雨落在草丛中和落在水塘里，那个样子和发出来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我至今还记得，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把脑袋转向了窗口，外面有一大片荷塘，千条万条银色的雨丝正纷纷飘落在那口很大很大的荷塘里。这就是我的语文老师。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她走上讲台，那是一节作文课。她说了一句话：“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班上作文写得最不好的同学是曹文轩。”在此之前，我的历任语文老师都说作文写得最好的同学是曹文轩。这个反差太大了！对我来讲，这个打击是巨大的，我根本无法接受她的判断，所以我当着她的面就把作文本撕了，扔在了地上，一头冲出教室，来到了离教室不远处的一条大河边。我至今还记得，我坐在大河边上，望着那条河，把地上的石子、瓦片一块一块狠狠地砸到水面上，一边砸，嘴里一边骂：“丑八怪！”晚上，我回到学校，来到了她的宿舍门口，我记得自己不是轻轻地把她的门敲开，而几乎是用脚把她的门踢开的。她拉开了门，站在门口，微笑地看着我，说：“你请进来坐一会儿。”然后我就进了她的卧室，看到了她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我的六本作文本。她把这六本作文本一本一本地排列在她的桌子上，然后说：“你过来看看，我们先不说内容，就看这些字，前几本的那些作文，字非常稚拙，但是能看出你非常认真。你再看看最后一本作文，你的字已经张扬到什么程度了，你已经浮躁到什么程度了？”
她又说：“在这六本作文里，都有一篇作文是写春天的，你在第一本里写春天的时候是非常诚实的，是非常朴素的对春天的描写，但是后来你慢慢地控制不住自己了，你有必要用那么多形容词吗？你的作文写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夸张。当那些老师都说你有才气的时候，你就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她说：“才气，有时候是害人的。”
我记得那一天离开她的宿舍，走进校园，月亮特别好。清澈的月光铺在校园里头。那个夜晚是值得我一生铭记的。没有那个夜晚，就没有我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这就是我的语文老师。
我要说语文和语文老师，对一个学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我这里无意贬低其他学科的老师对学生的作用，我只是说语文和语文老师是无可替代的。语文老师永远是一所学校的品质构建者和体现者。我无法想象一所学校没有语文和语文老师，我也无法想象这个世界上没有语文和语文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