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得起的人，处处是担当
信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任何时代都不落伍。
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出版了《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书中提到：“中国人把不信任别人看成很自然的事。”100年前的话，勾起不少人观照现实后的感慨：“今天，我们真的失掉信任了吗？”曾有报道说国人的不信任感达到70%。当前社会缺失信任感，人与人之间的猜疑、不信任似乎已成为主流，信任作为社会道德价值判断的基础正在渐行渐远，从“彭宇案”到“小悦悦事件”，从“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到“老太太摔倒千万别扶”，人情淡薄与冷酷触动了多少人的神经？社会信任逐渐流失，是进入陌生人社会的注脚。记忆中仍有从前其乐融融的邻里关系：父母领孩子外出，锁上大门可以直接把钥匙留给邻居。如今，人口加速流动带来社会结构巨变，情感的风景线被局限在防盗门窗内，楼上楼下邻里不相往来不认识成了生活常态。
为何当下中国像一个不少人以邻为壑的丛林社会？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传统哪儿去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古道热肠哪儿去了？有人简单归咎于市场经济，我不这么认为。市场虽然在刺激人的欲望，但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是契约型的法制经济，它恰恰强调以制度和共识为基础的陌生人之间的互信互利。
历史上，因为不信任导致的转折比比皆是，如诸葛亮与魏延、赵构与岳飞、崇祯与袁崇焕等。安禄山反叛，“渔阳鼙鼓动地来”。哥舒翰受唐玄宗之命，守潼关拒叛军。潼关是长安天险，哥舒翰擅守城。在他的经营下，潼关固若金汤。叛军主力对潼关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延续半年之久，都劳而无功，西进长安的目标变得十分渺茫。当时局势对唐朝非常有利，一方面唐将李光弼与郭子仪率军接连大败叛军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另一方面，叛军东进被张巡阻于雍丘，南下又被鲁炅阻于南阳。安禄山腹背受敌，一度打算放弃洛阳，回老巢范阳固守。若是果真如此，就不会有马嵬坡之变，也不会有《长恨歌》传世了。但在奸相杨国忠的谗言下，唐玄宗害怕哥舒翰拥兵自重，成为安禄山第二，不断催促他出关与叛军决战。哥舒翰知道皇帝已经不再信任他，如果再拒守不出，肯定死得很难看，只得带20万大军出关。叛军潜锋蓄锐，引诱唐军弃险出战。决战之际，又假装不敌，引诱唐军进入埋伏圈，使哥舒翰遭到平生未有的失败。20万大军，仅剩8000人。哥舒翰常胜将军的声名付诸东流。他被属下劫持，投降了叛军，后来屈辱地跪倒在安禄山面前，被当成劝降其他唐将的棋子。劝降不成，他又遭囚禁，最后被杀。叛军过了潼关，一举攻下长安。大唐盛世，至此急转而下。当信任成为一道屏障时，它后面的东西就被屏蔽了。
对人类社会而言，信任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如果没有最起码的信任，我们的生活就可能寸步难行。当你买菜时，卖菜的小贩绝不敢把菜先递给你，你恐怕也无法证明扔到钱匣子里的钱就是你的；当你跌倒时，也没人敢扶你起来，因为别人不能确定你是否会讹上他。而信任能够为人们交往中的这种不确定性提供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预期，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黏合剂。然而，信任又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一个理性的人在决定信任他人之前，必须权衡潜在的受益与损失孰轻孰重、考量对方失信的可能性有多大。
信任是社会运行的基石，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也不能建立，社会生活就将陷入困境。普布里乌斯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曾先后做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并出任过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他在总结自己执政感受时曾谈过一种现象：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同样会得罪人民。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是一面反光镜，它警示我们：当一名领导者、一个部门公信力不够时，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不仅揭示了取信于民的必要性，而且阐明了执政者和人民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人民信任是为政之基，有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有了干部与群众的良性互动，各项事业就会越来越兴旺。相反，失去群众信任，就如同安泰离开大地一般，难免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寸步难行。
信任是每个人的底线，对一个人缺少信任犹如少了一个丢失了灵魂的躯壳，其重要度更基于生命。今天，我需要你的帮助，或许明天你就需要我帮助。每个人都需要信任，也需要被信任，我们每个人只要在水中放进一块小小的明矾，就能沉淀所有的渣滓。每个人都要扪心自问，信任x你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