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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最爱的人

  姥姥姥爷给予的爱,与童年的欢乐记忆、山水印象交织在一起,是我永远的珍藏。
  
  三年前的二月,我的姥爷去世了,92岁。我送走了祖父辈的最后一位老人。
  
  我跟姥姥、姥爷感情很深。小时候,几乎每个寒暑假都是在姥姥姥爷家度过的。他们住在大别山区,鄂豫皖三省交界、刘邓大军打游击的地方。
  
  姥姥、姥爷的家乡在天津宝坻。姥爷原是一位会计,抗日战争时期携带家小颠沛流离,从天津到哈尔滨,又辗转到了蚌埠。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决定治理淮河,与苏联专家合作,在大别山区兴建“佛子岭水库”。负责工程的华东水利部在蚌埠成立了“治淮委员会”,姥爷便响应号召,投身于大坝建设队伍。工程历时近三年,竣工后,姥姥、姥爷就在那里安了家。
  
  姥爷是知识分子,会说非常流利的日语。小时候我多次天真地问他:“您过去是不是当过汉奸?”长大后才知道,他没有去过日本,但在哈尔滨学过日语,也有日本朋友。他痛恨战争,但他知道并非每个日本人都是魔鬼。
  
  在姥姥、姥爷家,连绵翠绿的群山中有奔腾的大河流过,那里是我童年的天堂:在竹林里奔跑,在大河里捉鱼,用蜘蛛网逮蜻蜓喂鸡,用铁丝弯成弹弓打鸟,和弟弟妹妹们一起被狗追得满地乱跑,直到太阳落山,在大喇叭广播的革命歌曲陪伴下,我们被姥爷从河边赶回家,去吃姥姥包的饺子,喝姥爷泡的茶。晚饭之后,再坐在凉床上守株待兔——伸手去抓那被路灯吸引过来的老鳖和蝴蝶。
  
  父亲总说姥爷溺爱第三代,也许是的。我们小时候,中国人刚告别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不久,巧克力都还挺稀罕,爸爸妈妈不给我们买的东西,姥爷给买。后来长大些依然如此。我清楚地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姥爷穿着蓝色的中山装,装钱的那个口袋外面“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别了个大别针,拎着一个椭圆形的竹篮子,拉着我的手,跑遍小店和商场为刚刚懂得臭美的我买了第一双所谓的“霹雳鞋”。
  
  小学三年级,我第一次一个人坐5个小时的长途车回姥姥家,觉得自己成了英雄。从小到大,每次听说我要回来,姥爷一大早就会在桥头张望,然后边走边等,微驼着背,手背在身后一直走到长途汽车站。喊一声我的小名就带我回家,一路上向街坊邻居们宣告他的大外孙回来了。而他表达对外孙疼爱的方式,就是去杀一只鸡,然后让姥姥做给我吃。
  
  姥姥、姥爷给予的爱,与童年的欢乐记忆、山水印象交织在一起,是我永远的珍藏。和其他最美好的回忆一样,总会在某个瞬间潮水般地涌来,也许在闹市喧嚣的人群中,也许在飞机上,也许在办公桌前,坐在面前的你,如果看见我微微仰起头,闭上眼睛,嘴角多了一丝微笑,请给我一点时间。
  
  人的一生,真正能拥有的财富,其实就是这些记忆。
  
  然而我们有时却不够珍惜。姥姥、姥爷越来越老,我们越来越大,越来越忙,有时连父母都顾不上,更别说他们了。
  
  我工作的第一年,姥姥得了重病。我春节回去看望了她,又回到北京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五一就没再回去。电话里听说姥姥的情况还算稳定,就总对自己说忙完这个月就回去,终于有一天,出差的我在飞机降落后接到父亲的电话——姥姥已经突然离开了我们。我赶回那座熟悉的山中小镇,我最亲爱的姥姥已经安详地躺在那里,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了。
  
  姥姥没有享到我们第三代的福。后来,我们总想将自己亏欠姥姥的关爱,加倍地补偿给姥爷,但我们还是不够快,姥爷也病倒了。姐姐原打算把他接到美国住几个月,但也只是成了难以实现的愿望。我呢,一直想搬一个大点儿的房子,接姥爷来北京,每个周末都陪他去天津老家走走看看,可偏偏迟迟未搬。尽管那时,我能够揣着几个月的薪水飞回去,为姥爷付手术费,但却没能在他行动自由的时候多尽一些孝心。
  
  对待老人,想到什么,就该立刻去做。
  
  让我们留住最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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