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伟大的艺术

　　1988年，我二十四岁，刚刚从布鲁克林的布拉特学院毕业。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到印度寻找一些真正的精神上的东西，然而我也不能确定是什么。在一对患麻风病的姐弟的引领下，我见到了在那里从事慈善事业的特蕾莎妈妈。因为我没有医学知识和护理技术，特蕾莎妈妈安排我到灵猴庙去照顾那些临终的人。
　　
　　我在古老的灵猴庙里呆了一个月。给那些将死的人喂饭、洗澡，陪那些还能说话的人聊天，他们好像一直被悔恨和悲哀缠裹着。在灵猴庙里，每一天都有一些人因去世而被抬走，又有另一些人进来。每一天我都问自己：这是我当初想来印度寻找的吗？我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决定回国去，但我知道，就算我回到美国之后，我也不会忘掉印度。
　　
　　我回到新泽西，从事雕刻工作，有时还给一些著名的艺术家打下手，晚上我想到的不仅是我的艺术，还想到印度的那些孩子和那些临终的人，想起特蕾莎妈妈。艺术是有感召力的，但我不知道以我的天赋如何能改善那些贫困者的生活。
　　
　　有一天，当我在贮藏室里为我正在雕刻的作品翻找一些零碎物件的时候，看到垃圾里有一个画框，我拿出来，上面是一幅油画，我认得油画上的人物是奥斯·克拉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著名的设计师。更重要的是我从右下角的签名“DH”看出那幅画的作者是大卫·霍克尼——二十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画家之一，我知道那幅流失已久。
　　
　　我把那幅画带到索特白艺术品拍卖行，卖得一万八千美元，带上这笔钱，我又去印度见特蕾莎妈妈，她看起来还是那样精力充沛。
　　
　　“特蕾莎妈妈，我回来了。”我说。我跟她说了我想用卖那幅画的钱来做些事情。她仔细地看了我一阵子。然后说：“那么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在城里面，你应该到乡下去，乡下的志愿者太少了，那里太需要志愿者了。你去吧，上帝会指引你怎么做的。”
　　
　　我从加尔各答坐了十个半小时的火车，到了一个贫困的小村——胡安哥。坐在一棵阴凉的树下，村民们围了过来，通过一名翻译的帮助，我问村民们最需要什么。“医生。”其中一个人说。“药品，”另一个人说，“人们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医治而死亡。”就在那棵树下面，我有了一个想法。
　　
　　花了三年时间，用我卖那幅画的钱加上数不清多少笔的筹款和很多当地人的汗水，在1996年建成了一个有三十个床位、二十四小时都有医生值班的医院。医院开张那天，胡安哥村所有的人和周围村庄的人都来了，有一些人用荷花跟茉莉花织了一张大网，把它覆盖在医院大楼上。开张第一个月，我们接诊了一千多个病人，其中有很多人从来都没有看过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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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是从事艺术的，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仍然是在从事艺术。像伟大的艺术一样，帮助别人也是最能鼓舞别人的，它能使受助者和施助者都变得更加有力量，使他们的人格更加健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帮助别人可能是所有艺术当中最伟大的艺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