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吴冠中先生同住一个小区。去年我要迁新居,在准备拔掉电话机的一刹那,我想到要和吴冠中先生辞行。电话里我说会常来看他,希望他保重。他说他身体其他方面还好,就是睡眠不好,吃四片安眠药也只能睡三个小时,很痛苦。我问他还在创作吗?他说很困难……电话里,他说了很多,好像不是我要搬走,倒像他要远行。
回想起前年春节,我最后一次去给吴冠中先生拜年。和往常看望他一样,我除了带去一张会说拜年话的嘴,仍旧空着两手。但当我们双手握在一起时,我是那样真切地感受到送给我的温暖。
虽说是过年,他家的新年和旧年一样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变化。他的生活多年来一如既往,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小画室不到10平方米,面朝阳,画案旁的餐桌上已摆放好午餐:一只盘子般的大馒头、一盘“水煮蒜苗”、两碗多种豆类煮制的粥。吴先生和夫人正准备就餐。我注意到吴先生好像刚刚理了发,就问,还是街边师傅的手艺?吴先生显得挺高兴地说,街边理发师傅搬进理发室,不用站街了。
很多年来吴先生总在街心公园的林荫小道边,花两元钱找个“蹲摊”的理发师傅“剃头”。我每次遇见他都会开玩笑地说,这么有价值的脑袋咋就这么廉价地“处理”一下?吴先生扭过头说,剃头师傅是“行为艺术”,我是纸上谈兵,我们工作不同,价值一样。凡到这时,他的脑袋会被剃头师傅“无情”地归位。他只得低头喃喃:我这时候的价值就相当于一个等待削皮的冬瓜。剃头师傅遇到这样的情景,就会神气地哈哈大笑说,那你们先聊会儿吧。谈笑间,吴先生总会有意无意地谈到他的“创作观点”。此时,我都觉得他很孤独,期望别人的理解。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对吴先生的一些观点有些非议。我知道吴先生有很多话要说,我也知道他有很多话不愿说。因此,在动员吴先生接受我采访时,我们有言在先:不谈友情只谈观点,我是记者,职责所在,有言必录;您是受访者,完全自愿,实话实说。
吴先生是个率性而坦诚的人。以往无论是他的学生、朋友还是记者来访,他从未要求对所写文章在发表之前过目,可他对我提出了“我看过再发”的要求。以往,也许由于记者的误解,或记录词不达意,或节取只言片语,或是其他的原因,发表后给吴先生本人及社会、学术界引来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
所以吴先生严肃地对我说:“发表前我本人要看一看,我要对我的话负责。不能再上朋友的当!因为是朋友才信任,才会上当。朋友在变。我也在变,没有不变的人。漫漫人生路,每一阶段都会有朋友和知己。过了这村便没有这店,朋友和知己很难与自己结伴同行。分手了,真诚的朋友留下怀念,并非真诚的朋友留下遗憾。我当了数十年教师,对自己的学生一向不说假话、空话,在学术钻研上绝对用科学的解剖刀,六亲不认。对学生、对朋友的坦诚几乎成了习惯,对并非真诚的人也坦诚对待,对有目的的人毫无防范,于是被利用,被断章取义的教训不少。这样的人和事不仅影响我个人的情绪,对社会和学术界也起了很坏的作用。”
面对这位学贯中西,虽已白发苍苍,却又不谙世事的单纯如孩童的老艺术家,我没有说出“我文责自负”那句常说的话。因为,我实在找不出理由拒绝老人家的要求。那次采访很深人,他的情绪一直很激动,但也很清醒很有条理。后来我的专访《吴冠中有话要说》在《文艺报》整版发表后,吴先生将此文收入到他的文集,我们的友情也从相识而跨向更高的境界――忘年交。
记得2001年我去吴先生家那次,他家与往日稍有不同的是窗台上多了一个小罐头瓶插着的红色康乃馨,书桌的花瓶里是带有绿叶的金色郁金香。这使我忽然想到,今天大约是吴先生的生日。那两束淡雅、朴素、没有任何装饰的鲜花,一定是他的儿孙或熟悉他的朋友或热爱他崇拜他的弟子悄悄送来,以表心意。吴先生一辈子从未为自己张罗过生日,也坚决不主张任何人为他过生日。因此,我不知道哪天是他的生日,他只说,我是老羊,你是小羊,我们都属羊。他随口问了我这只羊的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