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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着身子的父亲

我是晚上临睡前才接到父亲的电话。他告诉我说二伯父快不行了,让我赶紧回去见他最后一面。我大惊,细问之下才知二伯父的胃癌复发了,几年前二伯父曾做过手术,当时发现得早,把胃切除了三分之二,以为也就没事了,没想到几年以后突然复发并迅速扩散。

我第二天便匆忙请假赶往老家的175医院,二伯父正在那里做最后的治疗,以期能多挽留他几天。我到的时候,二伯父尚还能自己活动,可已神志不清,认不出人了。由于肺部受到严重感染,二伯父的呼吸非常粗重,用“气喘如牛”形容并不为过,而且每次咳嗽都会咳出大量又浓又臭的痰液,还痰星四溅,连护理的护士都唯恐避之不及。

可是父亲并没回避,二伯父咳声一起,父亲总会第一时间把痰盂放在他面前,一手托着,一手拿纸给他擦口。后来母亲私下底跟我抱怨说:连你堂哥都没这么孝顺,你爸他当小弟的干吗那么尽心。我能理解母亲的抱怨,兄弟与父子之间,自然是当儿子的该尽孝在先。然而,我亦理解父亲,他是一个传统伦理观念极强的人,长兄如父一直是他遵奉的人生信条。

二伯父在我去的当天晚上突然进入病危状态。按老家的风俗,客死他乡意味着不得好死,一定是上辈子做孽,受到老天的惩罚。情急之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连夜雇车回家,堂哥很快从街上叫来一辆面的,办完一切出院手续,大家手忙脚乱地护送着二伯父回家了。

回到老家,从公路进家门,要经过六七级用乱石堆砌的台阶,堂哥意识到最好的办法是把尚存一口气的二伯父背着进家门,便蹲下身要让家人把他父亲扶到他背上,可是父亲把他拦住了:“你一个小孩子家,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我来。”说着不容分说弯下腰让其他人把二伯父扶到他的背上。父亲弓着身子,不敢直立起来,两手紧紧托着二伯父的双腿。有一点要说的是,二伯父的身材相当高大,虽已病入膏盲,但仍有一百多斤的体重,几和父亲相当。父亲慢慢地挪着脚步,走到台阶时,只见父亲停了下来,深呼了一口气,然后右脚先缓缓地伸下台阶,待右脚站稳了,他示意其他人扶着他,然后他又缓缓把左脚伸下来,站定以后,父亲又深呼了一口气,再伸右脚开始走第二级台阶,如此反复,在平常只需三、五秒钟便可走完的六七级台阶,父亲背着二伯父用了差不多三分钟。把二伯父背进房间,父亲已是满头大汗,双手按着腰部慢慢才直起身来。

我不知该怎么去形容看到父亲做一切时的心情,沉重、悲伤、揪心,是,这些我都感受到了,这是人之常理。当一个前次见面还红润鲜活的生命,此刻却已奄奄一息,就算我们之间没有血肉相连的亲情,即使我们曾为仇敌,此刻我也会为之动容。

此次回来,除了探视二伯父,父亲还让我给他带回五千块,他要还债用的。父亲在电话里极其不忍地向我提及此事。我听得出,父亲一定是因为无计可施了,否则他不会轻易向我开口。父亲的欠债源于几年前的一次创业冲动中,在已跨知天命之年,他突然说要和乡里几个人合伙办糖果加工厂,看他的样子,颇有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味道。我当时正在厦门做去北京的准备,对父亲的决定没表示异议。现在想来,当时我没阻止他是很大的失误,父亲为人,老实且胆小,这种性格哪能在生意场上混,更何况他已年过半百,他承受得了成功,却不一定承受得了失败,当然,这都是事后诸葛之说了。春节回家时,父亲他们的糖果加工厂已热火朝天开了工,看他每日早出晚归的忙碌,我为父亲这把年纪尚有如此创业激情深为鼓舞,也没多问其它细节,几天以后,我就因工作外派到了北京。在北京一年多,每次打电话回来,父亲都说一切安好,不用我牵念。我哪里知道,其实父亲他们的糖果加工厂没维持一年就倒闭了,这是我从北京回来以后才知道的,加工厂被人骗了不说,还欠下一大屁股债,最后他们几个合伙人因债务分摊不均起讧。到这关头,吃亏的自然是老实人,父亲很“顺理成章”就成了替罪羊。从那以后,只要有人上门讨债,其他人都通通推到父亲身上,说他是经手人。可怜父亲,一向开朗爱热闹的他,从此变得沉默怕见人,遇到债主追债上门,父亲没辙,一向百忍成金的他只好任人黑白颠倒编派甚至辱骂,他倒霉也认了,不该自己还的债也替人垫了,可一大笔债岂是父亲能填平的,而追债的人只认钱哪认人,还是天天往我家跑,父亲被逼无法,不得不时常跑去向亲戚朋友借钱来还不该他还的债。都说这年头欠债的是爷讨债的是孙子,可父亲就是摆不出一副爷样来威风几把,倒被逼得像一只落水狗一般人人喊打。二伯父病重那几天,又有人拼命追债,父亲要护理二伯父,又要应付追债的人,其狼狈和窘迫可想而知,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他才开口向我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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