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病了，躺在病床上，接受护士抽血、测压、拍片、扎针等一系列入院流程。等护士完成，她已经疲惫不堪，昏昏睡去。
我拿起手机回复信息，然后编辑未写完的文字。或许是太专注了，母亲醒来我竟不知道。当我发现时，母亲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连忙放下手机，握住母亲干瘪的手，让她再睡会儿，其实是自己想留出时间做事。就像那些年轻妈妈，为了孩子不打扰自己让他们好好睡觉一样。母亲听话地点点头，大概是睡够了，她盯着医院的天花板出神。
我问母亲在想什么。她说，在想我们小时候的事。母亲的思维是清晰的，每个细节都被她讲起，就连我五岁时穿的金丝绒背心她都记得。
看我低头摆弄手机，母亲便不再打扰我，而是和临床的阿姨聊家常。交谈中得知，阿姨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都在身边，儿子在外地。
那天中午，阿姨的儿子来了。阿姨挣扎着坐起来，眼睛里满是惊喜，定格在儿子的脸上，像看一件稀世珍宝。儿子很淡定，询问了一下母亲的病情，然后就开始接电话、打电话。
阿姨的目光被儿子的身影牵着，在病房进进出出。儿子坐下来，告诉母亲很多事等着他处理，不能陪她，已定好晚上的动车车票。
阿姨的目光瞬间暗淡下来，忽而又挤出笑容，满眼慈爱盯着儿子：“忙你的事儿，不用惦记我。”
然后，儿子坐在凳子上看手机，阿姨坐在病床上看儿子。儿子陪母亲吃了晚饭就匆匆离去了。
这个场面突然触疼了我，这何尝不是现在的我？我放下手机，轻轻推了一下装睡的母亲。
母亲睁眼：“忙你的，我睡会儿。”我忽然鼻子一酸，对母亲说：“还想听听我小时候的事儿。”
母亲笑了，说：“刚才还想起，你小时候吃冰棍儿的事儿。”
在母亲的讲述下，我想起了那个冬季，大门的铁栓完全隐身在白霜下，多像一根棒冰，我舔了一下，瞬间，冰冷的铁栓抓住我的舌头不肯放手。动不了，喊不出，我急了，呜呜地哭。母亲跑来，用舌尖一点点帮我把舌头和铁栓分离。至今，还记得母亲口里温热的气息。
我还记得八岁时，母亲带我回老家，换车时，我崴了脚，脚踝肿了。当时，我可以慢慢走的，母亲却执意背起我，拎着大提包，一摇一晃地挪到检票口，水泥台阶上不去，母亲和我一起摔倒在地上。
我问母亲：“为什么我的身份证要比实际年龄大两个多月？”其实这个问题我早知道答案。
果然，母亲兴致勃勃地打开了話匣子：“还不是想占点儿便宜，多领点儿粮票。”
母亲说我生下来就很弱小，她奶水不足，勉强可以挨过吃辅食的月龄，我却很少吃饭，营养不良，身材瘦小，头发都是焦黄的。没办法，母亲就在我的饭里加荤油，我才把饭吃进去，还落下个“馋猫”的美名。
母亲讲累了便睡去，这一次是真的睡了，能听见她高低起伏的鼾声。
关于自己的片段，母亲忘得差不多了。可是，她却记得住我在她肚子里淘气地踢腿，以及我出生时的哭声。母亲的脑海里储存着我一张张成长的胶片，见证我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在她心里，我永远都是孩子，正如老舍先生所说：“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
时光路上，很多东西可以等，而父母却等不起。趁他们记忆力尚好，让他们把那些关于爱的记忆都搬出来吧，泼洒到今天的白纸上，那肯定是他们最完美的晾晒，而对于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