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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中的父亲

晚上10点,中风出院的父亲回到家。远远近近的亲戚们第一时间前来探望,每个人都说着自认为能安慰父亲的话,几个女亲戚一进门就抱着父亲哭。

父亲倒是很淡然,一副無所谓的样子:“这不是回来了嘛,哭什么?”

折腾到凌晨1点多,人潮终于散去,父亲这才露出真实、窘迫的样子。住院3个月,父亲已经变得有些陌生:由于手术的需要,头发剪短了,背似乎也弯了,说话含混不清,没说几句就喘。记忆中那个讲话总是很大声、在亲戚面前要摆一副江湖大佬样子的父亲,不见了。

父亲笑着对我说:“没事,再过一个月就可以像从前那样了。”

我点点头,张了张口,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心里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了。

“摩托车这么久没开,还在吧?等我好了,再给你买一辆,我载着你母亲,你带着你姐姐,我们一起沿着海边兜风去。”

那是我们全家唯一一次集体出游。父亲还想回到过去,回到他还是家庭顶梁柱的那个时候。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就摔倒了。当时母亲去买菜,我听到沉闷的一声,跳下床,赶到他的房间时,他正倒在地上。

我别过头假装没看见他的狼狈,死命去拖他。当时100斤左右的我,怎么也拖不动160多斤的他。他也死命地出力,想帮自己的儿子一把,最终还是失败了。

他和我同时真切地感受到疾病在他身上堆积的重量。他笑着说:“你别着急,我慢慢来适应。”他小心地支起右腿,摸索着该有的平衡,用力一站,人是立起来了,却像倒塌的房屋一样,直直地往右边倾倒。我慌忙冲上前,从右边扛住他,但他的体重获胜了,我们再次摔倒在地,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最后,是父亲挣扎着调动脸上的肌肉对我笑,但那个笑,终于扭曲成一个我描述不出的表情。

在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所有家庭成员似乎都意识到,自己是在配合着演一出戏码,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然后揣摩各自的角色和准确的台词。

母亲是个坚毅的女人,父亲大小便在床上时,她笑着说:“你看,你怎么像小孩了?”自己仓促地笑完,便转身出去黯然地处理床单。这个笑话很不好笑,但她必须说。说完之后,一个人去看守那个已经停业很久的加油站——那是全家人的生计。

姐姐是个乖巧的女儿,一直努力履行职责:喂父亲吃饭、替他按摩麻痹的半身、帮母亲做饭。

而我,我知道自己应该是准一家之主了。像一个急需选票的政客一样,要察觉这几个人的各种细腻表情,以及表情背后的真实心境,然后准确地分配精力,出现在他们身边。

父亲以为自己找到康复的方法了。

有一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了,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络不通。“只要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

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是我们三人兵分三路,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了他。我走过去大概20分钟,却是他一早拼命挪动6个小时的结果。

但他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他说。

第二天,他的方案出来了:早上8点出发,走到小巷的尽头折返回来,这样他可以赶在12点回来吃中午饭,吃完饭,休息1小时,1点半出发,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可以在晚上7点钟赶回来吃晚饭。晚上则是在家里,坚持站立,训练抬左脚。

每天晚上大家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这运动经常以家庭四人比赛的方式进行,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疲倦但美好地睡去。

从夏天坚持到秋天,父亲开始察觉,该发生的没有发生:左腿依然只有膝关节有掌控感,甚至,让他恐慌的是,脚指头一个个失去了知觉。

他对时间更苛刻了。

这天,按照天气预报,父亲生病后的第一场台风就要来了。我起身要去关门,却被父亲叫住:“不能关,我待会儿要出门。”

“台风天出什么门?”

“我要锻炼。”

父亲连饭都不吃了,拿着拐杖就往门外挪。我气急了,想抢下拐杖,他拿起拐杖就往我身上打。母亲赶紧起身去把门关上。父亲咆哮着一步步往门口挪,他右手拿拐杖维持住平衡,偏瘫的左手设法开门,却始终打不开。

他开始用拐杖死命敲打那门,边哭边骂:“你们要害我!你们就不想我好!”我气急了,把门打开说:“你走啊,没有人拦你!”

父亲不看我,小心翼翼地挪动那笨拙的身躯。刚一出门,风裹着暴雨,像扫一片叶子一样,把他直接扫落到路的另一侧了。我冲上前要扶起他,他显然还有怒气,一把把我推开,一个人在那儿挣扎。

母亲默默地走过去,用身体顶住他的左侧,他慢慢地站立起来了。母亲想扶着他进家门,他霸道地将母亲一把推开,继续往前走。

风夹着雨铺天盖地而来。他的身体颤颤悠悠,像雨中的小鸟一样,渺小、无力。邻居们也出来了,每个人都叫唤着,让他回家。他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往前挪。

一阵大风刮来,他又摔倒了。邻居要去帮他,他一把推开。他放弃站起来了,就趴在地上,像只蜥蜴,手脚并用地往前挪……

最终他彻底筋疲力尽了,才由邻居帮忙抬着回了家。然而,休息到下午4点多,他又自己拿了拐杖,往门口冲。

那一天,他就这样折腾了3次。第二天,台风还在,他已经不想出门,也不开口说话,甚至,他也不愿意起床了。他心里的某些东西完全破碎了。

疾病彻底击垮了他,同时也释放了他。他不再假装坚强了,会突然对着自己不能动的手臂号啕大哭,他甚至脱掉了父亲这个身份该具备的样子,开始像小孩一样撒娇。

我放学回家,常可以看到门口坐着一群年老的乡里,听他们讲述着关于父亲的一些稍微夸大的故事。又或者有不同的邻居登门,向母亲告状,说父亲与他家孩子或小狗吵架。

虽然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不让我远行,但他最终接受了我去北京工作的决定。我没日没夜拼命工作了3年,竟然攒了将近20万。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奢侈的计划:再过两年,把父亲送到美国看病,听说那里有一种仪器,能把堵在他大脑里的那个瓣膜拿出来,父亲就能找回他的左半身。

直到那个下着雨的傍晚,我突然接到了堂哥的电话。

——父亲走了。下午4点多,母亲回家,看到他昏倒在地上,赶忙叫堂哥开车送他到医院急救,但在路上,他已经不行了。

辗转到家,已经是晚上11点多。我哭不出来,一直握着父亲的手,那是冰冷而且僵硬的手。我压抑不住愤怒,大骂着:“你怎么这么没用?摔一跤就没了,你不是不想死吗?你怎么一点诺言都不守!”

父亲的眼睛和嘴角突然流出一条条血水来。亲戚拉住我说:“人死后灵魂还在身体里,你这样闹,他走不开,会难过到流血水,他一辈子已经够难了,让他走吧。”

我惊恐地看着不断涌出的血水,像哄孩子一样轻声地说:“你好好走,我不怪你,我知道你很努力了……”哄着哄着,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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