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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世相逢

在此刻,我知道,她不让知道的是,她已接近全盲了。

  1978年夏,忽然收到一封信,一边上楼一边拆。当时两岸还没有开放,大陆有信来,要由国外的亲友代转。信是李本明姊寄来的,她说她在北京遇到了“孃孃”(北京人称呼伯母的意思)。信中又附带一信,原来是我的生身母亲写的,根本来不及细读,立刻冲上楼,见到了太太便抱住她大哭。

  我回了一封长信,当时“文革”余波荡漾,母亲与弟弟依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平反,与许多人合住在北京劲松区的一处大院子里。我的信是母亲在晚饭之前收到的,她迫不及待地打开来读,那是1980年的事。母亲就凑着几家起居室里共用的、仅有的一盏微弱的电灯,站在那儿,把我的信从头到尾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读到夜阑人静,读到四下无声,读到一片荒凉,再抬头,已经时近午夜,恍若隔世。

  当时两岸禁止相通,也不知何日得以相会。直到有一天母亲在信中说,她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很怕另外的一只眼睛有一天也看不见,希望可以早日相会,以免抱憾无穷。我就决定要去让母亲好好地看看她的儿子我。

  那是在1988年,距离跟母亲联络上的十年之后了。我了解母亲总想表白一下她当年为何把我们留给了父亲,又想说清楚为何她会跟父亲离婚。说得清吗?我该知道吗?我一定要下判断吗?我不想听,不想知道。男女之情要是说得清楚,人生还有什么意思?以通常理论断爱情,本非我之所愿,我总在逃避母亲的解释,也怕真相大白。我肯面对的只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她是我亲生的母亲,她无私地爱着我。

  母亲一生都没有过到什么好日子,她爱有才气的饱学之士,先后嫁给了父亲与章乃器先生,他们都很符合这样的条件,可是也没得到幸福。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最后一个与章先生所生的章立凡,从17岁到27岁,被打成政治犯,在监狱中度过。母亲在“文革”中也受到迫害,落得一无所有,六七十岁了还要当清洁工。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唯一记挂的便是一个月一次,清早天还没有亮就起来,到离北京很远又极冷的龙庆峡去探监。有一天他们一家得到平反了,章乃器先生却也过世许久了。

  飞机在一个破旧的机场落地,和今天美丽的首都机场是同一个地方。小得可怜,只有一个行李轮转台,用推车还要付租金。我戴着一顶宽边草帽,后来母亲说,她一看到戴帽子的,就知道一定是我。大概这也是母子连心。

  母亲早在三个多小时之前就到了机场,早早地在门边占了个好位子,依现在的说法,她要在“第一时间”看到我。她立定三个小时,一步未挪,用她仅有的一只眼睛紧紧地盯着,这只有母亲才做得到,恋人也无法相比。

  我有点手足无措,在跟着妈妈、弟弟出机场之际。计程车很小,很勉强挤进了三个人跟行李。那一阵,新闻媒体上常有一些报道,就是两岸亲人一见面,马上抱头痛哭的种种,我很怕,怕我哭不出来,又怕真哭出来,只好先在电话中说清楚,请大家都别哭。

  我没有去牵妈妈的手,觉得跟她好陌生。这位老太太,穿着很朴素,弟弟也是,没想到个子比我还要高,斯斯文文的,没有蹲过十年苦牢的风霜,反倒像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说话慢慢吞吞,动作沉沉稳稳,细皮白肉,那么,我们都得自母系遗传了。

  母亲只在上计程车之前,拉住我的胳膊说了一句话,是上海口音:“等一下子,在车子里面,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吓得我真的一路无话。直到崇文门那栋十几层的家门口,刚下车,母亲又说了一句话:“等一下子,进家门之前,什么话都不要讲。”

  母子重逢,比我们更安静的,大概再也找不到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旧”好“话”,倒是弟弟肚里有许多掌故。他的最高学历是清华附中,身陷“文革”大难,也没读完,却能博学多闻,供职社科院,在那样的环境中,十分罕见。后来见到更多的大陆远近朋友,我不禁怀疑,他会不会是全大陆最斯文的男子?

  计程车司机帮我们把行李搬上楼,才刚探头,说了一句话:“好宽敞啊!”

  我跟着四面看看,心里想的是:“好狭小啊!”

  原来二十几平的屋子,在北京,已经算是大的了。

  到北京才三天,听说母亲很久都没有出门了,就决定一伙儿去承德走走。我问承德远吗?弟弟说不远。那么有多近?他说火车八个小时就到了。

  在承德,每天,不论什么时候,母亲随时地忍不住地痛哭,特别是回到居停的招待所之后。我这才明白,原来该哭就一定得哭出来,昨天没有哭出来,今天也要哭出来,今天不哭,那么就明天哭。五十年前没哭出来,五十年后,只要尚在人间,还是要哭出来,连本带利地哭。

  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大年纪的老太太哭得那么凄惨,她的哭让我觉得害怕比伤心多。说是重逢,其实与初会没两样,我们母子分手的时候,我才四五岁,在那四五年里,绝大部分的时间也没有跟她在一起,当然没什么特别的印象。

  可以讲,我一见到的母亲就是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下子越过了母亲的青年、中年与盛年,我们没有共同的记忆,所以也是客客气气的,实在无从抱头痛哭,陌生感一直到回北京三五次之后,才渐次消除。现在见了她就自自然然地会搂着她说话,那是费了许多光阴慢慢暖化了的状态,我原本就没有跟亲人亲昵的习惯。

  母亲有许多种的哭,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手背捂着眼睛,只管流泪。有时饮泣继而痛哭,也会躲到洗手间里吞声而泣。我劝她别哭,她居然演变成号啕大哭。几十年了,不可能只为了母子相逢而哭,她经历“反右”的冲击,是很老资格的“反革命分子”了,到了“文革”,那样的知识分子不受罪更是不可能的。她再婚依然不幸,章先生是最早受到迫害的右派。她与章先生婚后得一子,也可以稍慰于心了吧?没料到这个身边唯一的儿子,却因为出身不好,又有了十年之久的牢狱之灾。

  在母子相别数十年后重逢,千丝万葛纠缠不已的心事,刹那间涌上心头,堵在喉头,只得化为泪水,哭嚎流泻。

  四

  弟弟跟我讲过一段母亲与他的故事。

  龙庆峡是一座山谷,所以格外寒冷。母亲为了要去探监,清晨四点不到就起床准备,把各项杂事处理好之后,赶紧烧一锅热水,用来泡脚。把双脚双腿都浸得暖暖的,这才上路去赶头班汽车。腿脚因为浸泡过热水,就不至于还没有到达便已冻成一对冰棒。

  有一次,在里面的弟弟得了重病,母亲完全不知道。监狱里的医疗已经无法处理弟弟的病,而弟弟病得气如游丝,无法行走,只是维持了一点意识而已。弟弟让人用担架抬着,到了监狱大门口,却看到母亲远远地走过来,一时十分踌躇,要打个招呼呢还是不打招呼?打招呼的话,怕母亲受不了冲击。不打招呼呢?又可能此去再不回头,母子相见最后一面的机会也没了。仓促间,他已经被抬上车开走了。

  幸好那一次没有病死。

  在承德,有一处名胜日棒棰山,其中一段路缆车可通,票价是一人人民币五元,当时新台币对人民币最多三块,十分便宜。但是母亲不肯搭缆车,我以为她怕高,弟弟私下对我说了真话,她怕的是费钱,因为在最艰困的时期,他们二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十五元人民币,恰好就是我们三人搭缆车的票钱。

  母亲应该有许多故事可说,是故意不说,还是来不及说,还是忘了没得说,或是欲说却难说,我都不得而知。

  此后二十年,我从不主动探问往事,以免触动她的痛苦。

  就身世而言,似乎不太完整,就母爱而言,丝毫无损。

  我是我妈八十岁生出来一下子就五十岁的孩子。

  二十年过去了,北京探母二三十回,从母亲的八十岁到如今之百龄高寿。每一次分别都有心理的压力,来时开心去时伤感,母亲想什么,在那一刻,我知道,只是谁也没有说出口来。从母亲送我到机场,到只宜送我到楼下看我上车,再到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十楼的公寓门口道别。

  今年秋天去探母归来之际,母亲连从轮椅上站起来都十分吃力了,我们拥别之后,母亲转着轮椅吃力地跟着。要拐弯处,我回头望了母亲一眼,只见她挣扎着紧抓门框,弯着身子勉强站着,巍巍颤颤地望着我。

  在此刻,我知道,她不让我知道的是,她已接近全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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