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十八岁的时候，我认为我已经很老了。我已经失过恋了，那么我已经把我的一生给过完了。是接着活还是死？到二十六岁的时候我还没有决定下来。十八岁有暇思考死，二十六岁则迎头撞上婚姻。撞上我也装没看见。生死的课题没做完，婚姻就无处安放。婚姻得搭建在生的平面上，我还没决定一定活着，如何对活着进行施工？因此我看不见婚姻。我看不见不是别人也看不见，我妈看见了。她六十岁了，双目失明。连失明的人都看见了，你说婚姻这个家伙有多么巨大？二十六这个数字首先使母亲紧张起来。我妈知道婚姻是个体力活，得年轻力壮才能建没得好。二十六岁，那干活的力气已经流失了一部分了，再不快点就不用准备嫁妆直接备下棺椁就行了。我的哥哥、姐姐包括弟弟都有了自己的家，都很好地在生活的轨道里运行着，只剩下我，像一架一直在空中盘旋的飞机，迟迟不肯降落。有一架自己生产的飞机在头顶悬着落不下来，母亲的心能安静下来吗？母亲不说什么，但是她在我的面前叹气。母亲的叹气比她说什么给我的压力更大。哥哥不叹气，团长哥哥直接就给我下了命令：不许超过三十岁！哥哥四十二岁了，由着我这样任性下去，哥哥在父亲那里是交代不了的。哥哥不仅仅给我下命令，他还亲自动手给我找。当哥哥沉着脸说不许超过三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处黄了哥哥给我找的两个军人。
当家长全面干涉我的私生活的时候，我在单位的处境也一样。大家都想尽快使我归于秩序，活在群体的气流里，活在安全里。没人支持你逆行。我发现我像玻璃鱼缸中的鱼，无处躲藏。我没有一处黑暗的藏身之地。
当我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婚姻的好处。当大家在身后驱赶你的时候，婚姻是掩体，是唯一的藏身之所。当你无路可退的时候，婚姻满面春色等着你。它不光有笑脸，它有四面墙，有棚盖，它有效地挡住了一些东西，使你从面对群体到面对一个人。我开始妥协，向人伦秩序妥协。我妥协的结果是认识了蔡清。
蔡清是单位的同事介绍给我的。我一直拒绝别人给我介绍男朋友。我接受不了这种方式。我反对人为方式。我的妥协就是接受我反对的方式。
蔡清是医生，是我调到C市后处的第一个男朋友。跟蔡医生相处的时候，我已经把婚姻的好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已经把结婚当成一个任务来对待，因此我的态度还是说得过去的。虽然我的态度已经在母亲、哥哥、同事的压力下得到了校正，但三年后跟我结婚的人不是蔡清。这事追究起来责任一方不是蔡医生，他是无辜的，从头到脚都是无辜的。责任一方是我。我这一方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父亲。当我总结这件事的时候，我才发现，父亲一直左右着我与蔡清关系的走向。
父亲的最后日子就是在C市的某家医院度过的。那一年父亲五十岁。在父亲临终前的某一天，母亲从医院回来，带着我和弟弟到医院，去见父亲最后一面。哥哥姐姐都能自己去医院见父亲，甚至能帮助母亲护理。弟弟和我是父亲最小的孩子。我十岁，弟弟八岁。我们需要大人带领，不然我们就无法见到父亲。我曾在成年后多次回想那次见面，我想把父亲从记忆里打捞上来。但是，我从记忆里捞起来的往往不是我想要的。我发现我记住的一些东西都毫无道理，没有一点应该被记住的理由。比如，我记住了那家医院后院里的一幢红砖楼；在记忆里一直闪光的是红砖楼旁边的一个锅炉房；医院后院的地面铺着的灰色的水泥地砖，那砖是正方形的；一个穿白衣服的人低头从那灰色地砖上走过……我要的哪是这些？我是想回忆起来父亲那天都说了什么？他对他还是儿童的孩子临终说了些什么？我认为这才是重要的。才是值得记忆的。才是应该被记忆的。可是这么多年了，父亲的声音不知被什么淹没了。父亲的声音存在过，只因我的手过于幼小，没能抓牢它，更不懂得培育，这导致父亲的声音没能在我记忆的斜坡上站稳，更没能长成一棵树。父亲的声音对我是多么重要，可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却丢失了。父亲的声音从我幼小的指缝间跌落下去，掉到时间的缝隙里去了。那么我有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记忆没有留给我——哪怕一句话。命运对我的剥夺完全彻底。我的生命是没有看得见的基座的。那些父亲给我的血液是液体。血液在我的血管里，若不把我杀掉，是拿不走那些血的。这是给我剩下的全部。我皮肤的愈合能力非常强，哪里划破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长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围堵那些血。现在，当我成年，我越来越知道我拥有父亲的血液几乎就是拥有了一切。父亲把他的一切都压缩到血细胞里，就像出远门把东西放到背包里。我不停地从父亲的血细胞里拿出我对付生命所需要的一切——智商、情商、理性、行动能力、学习能力……我的记忆基本就是个顽童，所有非主要情节我都记住了——我记住了那扇父亲身边的窗子。我在进来的门口站了一会就感到无事可做。这时我就看见了那扇窗子。我从父亲的病床边绕过去，来到窗下，踮起脚向外看。那是我第一次到一座城市，第一次看见那么高的房子，第一次看见很多的汽车……我想再看看。在街上，母亲拽着我和弟弟的手，走得实在是太快了。很多我想细看一看的事物都是一晃而过，在一些地方我是想停下来的，但是母亲不想停下来。相对于病房，城市的大街更吸引我。遗憾的是这个窗子，不是临街的窗子，这样我就没看见我想看见的那些，而是看见了那所医院的后院：一座红砖楼，旁边一个有烟筒的锅炉房。还有一堆黑色的煤在墙角。院子里灰糊糊的，没有绿草、红花。那是早春，雪还没完全融化。树枝还是干枯的。我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拿着什么快速走过院子，进了对面那栋红砖楼。那人拖在水泥地砖上的影子是往右斜的……
蔡清的工作忙，他一周有三个夜班。我没有他忙。我刚调到C市团委工作。我的工作经常需要下下基层，检查检查工作，开开会等等。因此我的时间有弹性，呈螺旋状，不像蔡医生在手术台上的时间分分秒秒都是抻直了的。这样在我们要见面的时候，我不能让蔡医生等我，他哪有时间？没有时间拿什么来等？于是我等他。我还跑到人家单位门口等。这样他几乎一点时间都不需要使用就能见到我。我不是总爱为别人着想吗？我就把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道路都由我一个人来走。往往，我一不小心就去早了，去早了就要在门口傻等。我把手里的打着卷的时间在他的门口慢慢地拽直。他们医院叫C市肿瘤医院。那几个字很大，在房顶上站立着，有钢筋在字的身后支持着它们。我感到字是不能太大的，超过了一定尺寸，字自己就站不住了，就需要金属支撑。字是没有骨头的。院子里正对着大门的门诊大楼看上去刚盖好不久，因为使用的建筑材料都是这几年才有的。在我视野里的也就这些。在我绕到门诊楼后的那天之前，我一直以为，蔡医生工作的医院是由这一栋大楼组成的。等他下班换好衣服出来，我们就去附近吃点饭，说会话。吃完饭我们有时去看电影，有时去江边看月亮。不管是看电影还是看月亮，我们两个人都小心翼翼的，小心到谁也不碰谁的手。后来我又去早了。这已经不是第二次去早，我是怕去晚。如果你要是怕去晚那你就避免不了地要去早。我开始知道不好意思在门口等了。人家都是男的等女的，我怎么就把事情给整反了呢？我感到我等得有点不对，或者是别人认为我等得有点不对。虽然认识到不对但是我还是要等，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想怎样才能把等从傻等变成技术的等。站那一动不动，那就是傻等，而找点什么事干，或到附近走走，然后在约好的时间回来，造成像是刚刚来，这样的等就是聪明的等。我一改在门口站立的姿势开始在附近转悠。一转我就转到了门诊楼的后面。隔着铁栅栏，我就看见了被这幢又新又高的大楼挡住的一切——我看见了我十岁时看见的那栋红砖楼；看见了一侧的还在使用的锅炉房！看见了那堆煤；看见了院子里灰色水泥地面，不同的是，地砖破损了很多地方，已经不似十六年前般平整，一个医生从那水泥地面上走过，他进了前面的门诊楼。一切都是十六年前的颜色。相同的春天，相同的色调。我像是看见了一场黑白电影。调到C市后，我曾想过要找到父亲住的那家医院。因为我总也想不起父亲音容，他留在我记忆里的图像太少太模糊。若是找到那家医院，是不是能想起父亲更多一些？但是我没能行动，想法一直停留在想法上面。我知道那是父亲最后的停留地，那里的地上留着父亲的脚印。如果找到那家医院，我能收集到父亲的一些气息。说不上哪天，我就会行动。让我想不到的是，父亲他比我着急，比我行动得快。父亲他很有办法地找到了我，并且让我一次次地向他最后的停留地跑来。那天等蔡医生换好衣服出来，向我走过来，我突然就感到他不是真实的，他仅仅是父亲的一个要见女儿的办法。他是父亲从衣襟里变出来的。蔡医生开玩笑说，你又来早啦！你这个傻丫头。怎么就不知道给我机会也等一等你？我忍住突然的眼泪，我感到这是父亲在说话。父亲就站在蔡医生的身后，我看不见父亲，谁也看不见。父亲是隐身的。蔡医生仅仅是个木偶，他身上的好多条线都在父亲手里抓着呢。 “傻丫头”这个词，蔡医生总爱使用。“傻丫头”这个词太陡了，太让我吃惊了。父亲生前用过这个词，此后就再也没有谁用。吃饭的时候，我问，这家医院一直叫肿瘤医院吗？蔡医生说不是的，原来叫二医院。全称C市第二人民医院。
母亲和哥哥轮换着在二医院护理父亲。母亲回家时，总说起二医院的事情。在父亲病重住院的那些日子里，二医院是在我们家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后来这个词就扩大成为一块乌云，笼罩在我家的上空。母亲还多次提起院子里的那个锅炉房，还有那个师傅。母亲说用饭盒把米洗好再放好水，然后放到师傅从炉子里掏出的一大块炭火上，饭就能煮熟了。一盒饭就够父亲、母亲吃了。很多病人家属都是这么煮饭吃的。医院里应该是有饭的，但是家里的大米不是不用花钱吗？这样在医院只买菜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家里的大米是比医院的大米好吃的。七十年代，城市的大米哪有新米啊？连大米都很少的。父亲也不爱吃医院的大米，他要吃家里的大米，吃自己的土地上的大米。
我们的土地上出产很好的大米。但是那很好的大米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大米是从父亲开始才有的，或者是从我才开始有的。我被姐姐抱着的时候，我两岁，越过姐姐的肩我就看见了水渠的修建过程，然后就看见了水田。父亲不是想改水田就改水田的，他得经过一系列的论证。这个过程也不会少于一年。那么，父亲的水田刚刚在头脑里出现、反复出现的时候，这时候我应该就在母亲的肚子里出现了。我是和水田一同出现的。
我们家那里原来是旱田。从有人居住开始，就种着玉米、谷子、高梁等等。相对于旱田，水田的附加条件更多。它需要水、电、技术、土地的平坦。
而父亲是个理性的诗人。他去“上面”开会，午餐时，吃到了由阿拉底韩国屯人种植的大米。那来自水田里的颗粒是那么晶莹，一颗一颗，透明、莹白。米的弹力，在父亲的齿间，像一只活着的东西，还要挣扎一下。父亲把这种陌生的粮食在齿间的感受埋下，问坐在旁边的韩国屯的大队书记，父亲问这种作物的产量。那是一个让父亲惊讶的产量，比传统的作物高出好几倍。父亲咀嚼的牙齿肯定是停住了，他把注意力从牙齿、味蕾上转移到那个令人吃惊的数字上。在接下来的谈话里，父亲又得到了拥有这个数字的必要条件。父亲的目光越过午餐的饭桌，落到自己管辖的那片土地上。父亲看见，在那片土地上，那些必须的条件——水源、电力、技术、土地的平坦——一样都不少。父亲对家乡土地的蓝图就从那一刻开始动笔了。在那个各村大队书记共进午餐的饭桌上，父亲不动声色地咀嚼着那些挺一挺腰才肯破碎的米粒，他想，要不了多久，他辖区的所有人，所有的人民，所有的喊他赵书记的人民，就都能吃到这种高产又劲道的米了，当然也包括自己的那些孩子。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改造土地的工作正由蓝图向土地上落实。这一伟大的行动，只有两组图像留在了我的记忆里。那时我应该是两岁，我很幼小，由姐姐抱着，去观看那个劳动现场。高高的土坝上面，插着彩旗，旗子都向北飘，那就是南风，南风就是春天。很多的人站成一排排，用土筐往上运土，以使土坝垒得更高，更符合水田的要求。最上面的人把框里的土倒出来后，把空的筐从上面扔下来。筐从那么高的斜坡上滚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滚下来。它们滚得一点也不规矩，很乱，很好看。在下面，在筐滚动的终点，有一些人握着铁锹等着那些空筐呢。它们再次被装满，再次被一双双的手运往高处……那个劳动现场，看上去像在做一个好玩的游戏。从那高坡上斜斜地滚下来的空筐，永远印在了我的记忆里；另一个被我记住的图像是江边正在建设的水泵房。这是完成土地改造的关键。水田，要有水。而水在江河里。水是不随便离开它们的道路的。水不能流进田地里。如果溜进去了，那是发大水了。千百年来，江河里的水，只能以雨水的形式流到田地里，不能直接进去。父亲在江水与田地的交接点上，建一个水泵房。这个水泵给江河与农田建立起了良性关系。通过这个水泵流进田里的江水就是合法的，就是有益无害的。因此这座让水泵住的房子是多么重要啊。父亲就在这所房子的修建现场。旁边就是修水渠的劳动现场，我看完了那些滚动的土筐之后，从抱着我的姐姐肩头，把头向一侧～转，我就看见了我的父亲。看见了那个建设得已经差不多的红砖房子。我看见父亲从那个还没有安上门窗的红房子里出来。我能把父亲从红房子里出来的图像记了三十年，完全是因为父亲出来得很不同。他不是从门里出来的，他是从窗子出来的。那个房子还在建设中，窗子还没安上去。父亲在里面的时候一定是站在离窗子近、离门远的地方，父亲就从那个窗子里出来了。窗子是有窗台的，父亲出来需要把腿抬得很高。虽然这样，窗台还是没能使父亲出来发生什么障碍，父亲是一步就跨出来的。我记得父亲的裤子是黑色的。他像是没有看见我们。就是看见了他也不会走过来，他在工作呢，他是这个大型工程的总指挥。他从窗子里出来后就跟一个工人说话。在他们的身后，从那红房子里伸出来的三个粗大的铁管子，一路爬上了那个高坡的起点。那三个铁管子，就是给江水准备的道路。父亲的这个工程真是个高难度的工程，他要把那么多的土运到高处去，要把水运到高处去。水和土都是地上的物质，现在要让它们爬上高坡，那就得给它们力量。那个力量就是电。我的整个童年就在父亲修建的水渠里长大的。我们不敢到大江里去玩，那里面深浅不一，有危险，但是水渠的深度永远是不变的。不仅是我在水渠里玩，所有的小孩都在水渠里玩。水渠就是我们的游乐场。还有到了晚上，女人到这里来洗澡，因为这里是水泥地，比江里干净。我的童年是在父亲运往高处的水里度过的。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但是父亲修建的水渠还在，我的游乐场还在，那个红砖的水泵房用电力抽水的轰鸣还在。那些水的漩涡还在。失去了父亲，我是不知道悲伤的，我没有失去水渠，没有失去那些爬到高处打着漩涡的水。那三个粗大的水管子，从里面喷出水来，水爬了那么高的陡坡还能有力量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打出那么多而圆的漩涡。我们，村子里的孩子，我们一到夏天，就都爱在这些漩涡里玩。那些漩涡急速地转动，把我们带迸游戏的深处，带进夏天的深处。那些漩涡，都是父亲打出来的。如果没有父亲，这里的水，是没有漩涡的，是不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的。多年以后，我带着我的孩子回娘家，我把孩子的衣服脱光，然后把他扔在他外公制造的水的那些漩涡里。我感到我的父亲他总也死不了，他制造的漩涡一年一年地旋转着，活着。它们旋转、发出声响，活着。
当我发现了蔡医生与父亲的关系，我就不再去等他了。这么多年，我是多么想念父亲。当我找到了父亲，我发现我无法安放父亲。我不知道应该和父亲在什么关系上存在。我想，我和父亲只能是父子关系，没有别的选择了。当我发现我和蔡清的关系会使我和父亲的关系发生性质的变化，我就只能逃走。可是这些话我怎么跟蔡医生说？我用什么语言能让他明白？后来，有一天，已经秋天了，我下班出来，突然看见已经好久不见的蔡医生站在团市委的大门口。他的脸是那么白，头发是那么黑。他说，我就知道，早晚，你会给我一个机会等一等你。
蔡医生站在秋风里，黑外衣里的衬衣白得耀眼，我的心软下来。我感到他是一个人在行动。父亲没有一起来。如果时间长点，我是不是能克服那些心理上的干扰？我想我得克服心理上的那些东西，和人家好好相处。他是无辜的，他还什么都不知道。我得给他点公平。这样我就同意跟蔡医生一起吃晚饭。如果不吃晚饭也许会好一点，如果他不要那盘手撕狗肉，情况会好一点。
我是不吃狗肉的。从小就不吃。不是我一个人不吃，是我们一家人都不吃。首先，父亲不吃，他也不允许他的孩子吃。父亲给我们讲狗与我们家族、民族的关系。我对狗的感情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长大后，我曾误食过一次狗肉。因为我从没吃过，因此我不知道狗肉是什么样子的。当我和一些朋友在一个饭店吃饭的时候，我就把一盘肉中的一条放到了嘴里。当这块肉一人口的时候，我还是立刻感到了异样。我悄悄把它吐到纸巾里，然后问身边的朋友，朋友说是的。我感到非常可怕。如果我咽下去了，那可怎么办？结婚后，我得经常去超市、菜市场买菜。在鲜肉那一排柜台上，很多种动物的肉并列摆在一起。我不敢看，但是总是能看到。我感到牛肉是肉，羊肉是肉，猪肉也是肉，而狗我感到那真的不是肉，而是尸体。让我心痛的尸体。我就想它们都是活的，它们是那么好，跟人那么有感情。是谁杀了它们？每当我不小心看见，我就立刻转过头去。别说是吃，我也不能看见。我感到很无力，我无力阻止杀害狗。我活在每天都有那么多狗被杀害的世界上。人也是被杀害的，可是杀人不是为了吃肉啊。我恨杀害狗的人。我也不喜欢一点障碍都没有就吃狗肉的人。
蔡清吃狗肉。蔡清是朝鲜人。我不能说人家是错的。既然除了人之外什么动物都可以吃，那么你有什么理由说吃狗肉是错误的。但是我可以说不喜欢。我可以选择远离。
我的童年有两个敌人，他们就是朝鲜人。我的敌人是兄妹俩。住在我家的前院。是父亲从韩国屯请来的水田技术员家。等有了水，水渠后，我们还是不会种水稻的。我们需要技术支持。父亲就到邻村的韩国屯请来了技术员。技术员来了，也带来了老婆孩子。那女人还是穿着大裙子的，鞋的前尖还是有勾的。那两个小孩，年龄跟我和弟弟一般大。他们说朝鲜话，我们说汉话。由于语言障碍我们就不在一起玩。但是住得太近了，不在一起玩也会发生冲突。导火索是蜻蜓。蜻蜓它飞累了就落在我家的栅栏上睡觉。那两个朝鲜小孩就来捉我们家栅栏上的蜻蜓。我和弟弟没说什么，我们是讲道理的小孩。我们是大队书记家的小孩。我们不能太狭隘。我们认为，蜻蜓是公共的，不是落在谁家就是谁家的了。因此，我们就允许别人也包括朝鲜小孩来捉。等我们家栅栏上的蜻蜓被捉跑了，大部分就飞到技术员家的栅栏上休息，我和弟弟就去捉那些蜻蜓。想不到的是，他们却不让我们捉。他们用怪腔怪调的汉语说，那是他们家的蜻蜓。我和弟弟临时调整对外政策，也不让他们来捉落在我们家栅栏上的蜻蜓。而他们一定要捉我们家的蜻蜒。这样我们四个小孩就打起来了。结果是，大队书记家的小孩打不过水田技术员家的小孩。我和弟弟总是溃败着回到家中，无力保卫我们家栅栏上的领土完整。为此我和弟弟经常哭泣。我和弟弟的哭泣严重地影响了大队书记的夫人的心情，于是大队书记的夫人就去找技术员的夫人。她们就四个小孩打架的事进行了谈话。谈话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四个的战争仍然在继续。导火索仍然是蜻蜓的归属问题。这个问题，在整个夏天都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但是到了秋天，大队书记和朝鲜技术员的合作却是非常成功的。水稻获得了大丰收。亩产平均达到九百公斤。
发生狗肉事件后，我感到已经无力挽救我和蔡医生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冲突不是饮食习惯问题，而是血液里的问题，这是致命的。而这些可怕的东西都呈现给我一个人看见，不给蔡医生看见。他发现我不吃狗肉，但是结婚之前的女孩子不吃这个不吃那个的现象很普遍。他没在意。他不知道我不吃狗肉的根系是那么庞大。
我不再和他一起吃饭。饭菜的气味从我们的身边慢慢地散去了。这时候，他散发出的来苏味儿，在我们的中间弥漫开来。他的内衣总是白色的，像用药水洗过。他不吸烟，因此他的气息接近青草。父亲是烟草气味。烟草也是草，不同的是，父亲的气味是经过了烘烤和燃烧。幼年我积攒的烟纸都来自父亲。我最喜欢的烟纸叫“迎春花”。蓝色的地，上面的花鹅黄色。那是父亲吸的几种烟里唯一上面有花朵图案的。父亲的衣服上是香烟的气味。烟草的气味就是我们家的气味。有了这个气味，我们的生活是安全的，没有忧愁的。十岁的那年，我们家失去的是烟草气味。母亲病了，我和弟弟感到了危险。失去了父亲的烟草气息，我们就失去了一切。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开始吸烟。我开始制造这种我童年突然失去的气味。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就可以吸烟了，因为我已经参加工作了，经济独立了。但是我最初的工作使我的吸烟行动往后推迟了四年。我不能面对四十多个八岁的儿童吸烟。当这些孩子十岁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男孩吸烟。我在他书包里找到的那盒烟是555牌。我不怎么吃惊，也没把这个孩子怎么样。我只是跟他说至少小学你是不能吸烟的。我让他把那盒烟带回家交给他父亲。他一定是从父亲那里偷拿的。四年后我就不做教师了，我做公务员。我认为我现在的工作已经不能成为我吸烟的障碍了。我买的第一盒烟叫山茶。烟盒上大面积的留白，只在右下角画两片飘零的花瓣。嫣红的，眼看要随着那片白色的流水漂出我的视线。单位的领导发现我吸烟后，曾找我谈过一次话。他的意思是作为一名共青团的干部，尤其是一名共青团的女干部是不应该吸烟的。坏女人才吸烟。他在跟我谈话的那半个小时里，他一共吸了三支烟。领导的教导在我这里是起作用的，它使我的吸烟行动由地上转为地下。一直到现在，我吸烟总是鬼鬼祟祟的。我尽可能的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在师长面前吸烟。我能做到这样。因为我怎么也不上瘾。看着别人吸烟我可以无动于衷。后来我发现，我的吸烟并不是肺的需要，而是我的嗅觉的需要。是意念的需要。烟味它不作用于我的肉体，它是我的精神需要。因此它不像吃饭那么紧迫。因此我总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才觉得吸烟的必要。
五岁或者几岁，我的左脚拇指上长了一个大的水泡。民间认为手上脚上长那种水泡是危险的，后果是严重的。父亲抱着我去大队的卫生所处理。父亲是从不抱孩子的。他哪有工夫抱孩子。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个基层的大队书记的工作量是多大？那时是集体所有制，父亲以及他领导的工作班子是脱产的，那样也忙到在家里几乎看不见。父亲每天都是半夜才回家。上面总有指示下来，指示那东西一下来父亲就要着手落实，落实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吗？落下来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就得给它准备出一个飞机场。母亲每天都给父亲半夜开门，我们几乎没有跟父亲共进晚餐的记忆。父亲回家的时候，我们已经睡了。每天，只有早饭是和父亲一起吃的。所以，在一个上午，在一个父亲应该工作的上午，他抱着我，去大队卫生所。这件事我不可能忘掉，这太稀少了，稀少到只有那一次。父亲有很多个孩子，就算他不工作，他也是抱不过来的。抱孩子归母亲，可是母亲要做饭啊，还有，那时候商店里是没有成衣的，只有布，母亲要给一家人做四季的衣裳。开始就用手工，后来有了缝纫机，母亲就每天把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弄得卡卡卡卡地转动。我们的新衣服就都在那个像小雪橇一样的压脚下面一段一段地出现了。还好，母亲在结婚前，就把做衣服做鞋的技术练得很好了，她还练就了绣花的本领，可是，生活起来后，母亲绣花的技术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得到运用，生活太粗犷了，母亲所携带的细腻生活准备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的位置。母亲不停地怀孕，不停地生育。我们像父母生产的肉罐头，装罐、封口、从传送带上滑下去，进入冷藏库。母亲也没有时间抱孩子。她的手总是被日常占用着。唯一有希望把我们从冷藏库救出的是祖母。可是我的祖母，她也不爱抱孩子，她爱到生产队去劳动。父亲劝也不行，祖母就是爱劳动。外婆在母亲没结婚时就去世了。爷爷、外公也都不在了。这就导致我们没有人来抱。
父亲抱着我去一公里外的诊所，这件事早已成为我一生中的重要事件。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件事的意义可以超越之上。所幸的是，我非常完整地记住了那天的一切，包括天气，季节，路况，植物。父亲的举手投足。这个重要的事件，在十年前我就意识到重要了。算这次我已经把它在白纸上写了两次。1999年，就是我刚拿起笔的那一年，我就把它从记忆录入到了纸上。几年后，我的读高中的侄儿，告诉我，那篇叫《红花白花》的短文已经被收录到高中课本的辅助教材里。我的侄儿，是我弟弟的儿子，就是父亲的孙子啊。他们是没见过面的啊。他们互相还不认识。我的正在读书的侄儿，有一天他突然就在他读的课本里，见到了他的祖父。侄儿放假回来的时候，把这个意外的见面告诉了我。我想，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有责任让我的父亲见到他的孙子。让我的侄儿见到他的祖父。让一家人互相认识。让一家人团聚。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我是多么高兴啊！《红花白花》的文章只有一千多字。一干多字是写不清楚我和父亲的那个上午的。因此，父亲和他孙子的首次见面，因为篇幅的局限而不是很清晰。我需要很多个字，我需要很多个一千字。然后我安排父亲和他的孙子第二次见面。
回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哭。医生他一边跟父亲说话，一边就用一把剪刀，剪开了我脚上的水泡。他敷上药又包扎上了，可是那痛是包不上的。父亲一边抱着我往回走，一边着手处理我哭泣的问题。父亲是善于用语言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父亲的语言系统是依据解决大人的问题建立起来的，当他面对女儿哭泣的问题时，他的可以使用的语言我想应该不是很多，他一定是重复着一两句哄孩子的话。，因此，父亲的哄劝因为词语的单调而收效甚微。我还是哭，不停地哭。父亲是个很有办法的父亲。他连土地都能改造，连水田都能种成功，他领导着那么多的人民，他当然有办法平息我的哭。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可以一下子控制住我的哭的，那就是声色俱厉，或者打我两巴掌。但是我的父亲是不肯那么做的。他是多么自信。自信到从来不使用暴力，不使用暴力词语，那不是他的方式。如果他那么做了，那他就不是我的父亲了，那他就是萧红的父亲，就是别人的父亲。我父亲的方式挽救了我们的父子关系。他也挽救了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挽救了我与异性的关系。他的方式挽救了我的几乎一切。现在，看看，父亲是怎么挽救我的。父亲感到语言不起作用，感到我比他工作上的一个邪恶的对手还难对付。他就想找到帮手，找到一个辅助工具。他抱着我还是走在回家的路上，路上都有什么呢？路上有正在开花的李子树。路边也有正在开放的小野花。父亲看到这些花朵之后，他就找到了帮手。他一只手抱着我，一只手就向那些花朵伸过去了。他先微微侧弯，尽可能的不让我的头倾斜，他够到了地上的几朵野花。他把野花递到我的手上，一定还说了几句赞美小花的话。我的注意力的一部分从脚上的疼痛上移，移到了我的手上，我的手上开出了几朵花。我的哭声肯定是弱下去了。我是个很容易被新东西引上歧途的小孩。父亲见花朵对我有效，对止痛有效，他就想加强一下，这是他的工作作风，把一件事弄干净利索。他向路边跨出了一大步，这样就来到了一棵花正开得雪白的李子树下。他伸手就掰断了一个小嫩枝，那上面的花，是一串。花心还是绿的。那些香味，像麻药一样通过我的呼吸进入了我的肺，然后进入血管。这时候，我的脚就不疼了，我就忘记了我还有脚。我就不哭了，我哭的依据没有了。我应该笑，可是我肯定没笑。我不是那种能在两种对立的情绪里迅速穿梭而不磕绊的人。我安静了下来。这就很好了。安静是哭和喜悦的中间地带。但是我也是能用安静来表达喜悦的小孩。安静就是我的最好状态了，大哭和大笑都不是我常用的表情。我安静就说明我对世界很满意了。我的手里，接过的最早的花朵，来自父亲。那第一个送给我鲜花的男人，是我的父亲。父亲有效地解决了我的哭之后，他就没事可做了。这时他就用一只手，从左胸的衣袋里抽出了一支烟，还是用那只手把烟点着了。父亲在吐出烟雾的时候，把头向一侧扭过去，他怕那些烟会呛到我。我们回家的路还剩下一小段。我专注地看手里的那些花，父亲悠闲地抽烟。当父亲的那支烟吸完，我们就到家了。许多年后，当一个男人要见我，我也答应见面，他在我指定的一个地方下车等我，在等的那几分钟里，他回头就看见了一家花店。他就用我向他走来的那几分钟，买了几朵红色的玫瑰花。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不是单枪匹马，他手里有我最畏惧的武器。我开始大笑。我没办法的时候就笑，我总是笑，不该笑的事我也一律笑。因为笑得太随便了，惹得人生气。他也一定生气了，但是，他不知道，他无意间干对了一件事。那几朵被我大笑的花，帮了他多大的忙，他都不知道。快到冬天了，和蔡医生认识快一年了。这么长的时间，什么秘密都是藏不住的。我发现蔡医生比我小两岁。这是不行的，比我小那你就跟我发生冲突了。我不想再找个弟弟在家里，我从小带弟弟，我都烦死了。弟弟哭了我得哄他，那么我还想哭呢，谁来哄我？可怜的蔡医生他不知道他的所有方面都与我发生冲突。我要找个老头儿来当丈夫。这是个秘密，是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在街上，若看见一个白发老人我就会停下脚步一直看到人家走远。我上学时班里有那么多好的男生，我没有任何感觉。我对年轻的脸和身体没有任何感觉。我四处寻找皱纹，寻找白发，寻找四十岁、五十岁的男人。我二十岁的时候，认为四十岁，已经很老了，而现在，我认为四十岁，基本还没有成熟。人的肉体成熟得太快了，快到人的精神思想怎么也追不上肉体的脚步。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肉体已经很老了，而思想还是个儿童。儿童的思想长在儿童的身体上是可爱的，长在一个老人的身体上是可悲的，是可怕的。我认为精神和肉体能同步成长的人才是成功的人。这样的人他自己也很从容。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发现肉体和精神的关系，我以为时间会给人相同的东西。我寻找和父亲同龄的人，我以为那就有了父亲的精神和情感。后来我终于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人。最要命的是他在外形上像我的父亲。那年他五十岁。正是我父亲离开我的年龄。我总去他的单位找他。我说我要跟他结婚。他就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他说我姑娘都比你大。再说我已经离过一次婚了，不能再离了。我没有任何办法。我没有我父亲面对困难时的办法。尤其是结婚这种事，人家要是说不愿意，那我就没有任何办法。我不能像幼年对待脚上的伤痛那样任性地哭。那时哭是有理由的。理由就是父亲他在听着。你在为父亲制造一个困难，而你的父亲愿意解决这个困难。当父亲死了，你哭给谁听呢？你凭什么给别人制造一个困难？那个别人为什么一定要对你制造的困难加以解决呢？因此我不哭。我不哭给别人听。在我不能确定人家是否愿意听我的哭声的时候，我是绝不随便哭的。后来，我给他带去了我父亲五十岁时的一张黑白照片。他认真地看。然后谦虚地说，我没有你父亲长得好。这件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没有办法了。我想不出用什么办法能让他答应跟我在一起。我是遇到障碍就后撤的人。我的目的性不是很强。我也不愿意要费尽心机拿到手的东西。我总是提出建议，然后看看人家的态度，人家要是不采纳这个建议那我就沉默下去。
我对二医院是有怨恨的。他们没能救活我的父亲。父亲是死在那里的。我不恨二医院我恨谁？如果蔡医生不是二医院的医生情况也许不会这样糟，也许有余地，但是他偏偏是二医院的，偏偏是朝鲜人，偏偏那么年轻，这能怨我吗？我甚至感到，让我认识蔡医生绝对是命运这个家伙闲得没事拿我开一下心，拿我娱乐一下。那个媒人和命运是一伙的。
到冬天的时候，我和蔡医生的关系已经像雪花那么凉。蔡医生面对我的恍惚态度，也越来越没有信心。这时候，上天似乎是给了我们最后一次机会。我的母亲突然发生大面积心梗。我只认识蔡医生这一个医生，在危急关头，我把母亲的生命压在他的身上。蔡医生尽力了，但是他拼命也没能挽救我母亲的生命。
我站在蔡医生身后，我把手握紧，我不敢发出任何声音，我用意念帮助蔡医生使劲。蔡医生的双手叠成十字，以呼吸的频率按压母亲的胸部。母亲的心脏已经不动了。蔡医生试图用物理手段强迫母亲的心脏再度跳动起来。我站在他的身后咬住下唇。我暗暗帮着他使劲。我甚至许愿，如果母亲能活过来，我就和蔡医生结婚。我什么都不计较了。但是母亲没有活过来。母亲也不愿意我和蔡医生结婚。我和蔡医生的婚事遭到了父亲和母亲的联合反对。我没有办法了。上天不帮助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了。父亲和母亲是很恩爱的。他们从来不吵架的。我没听到父亲大声地跟母亲说话。父亲没有打过任何一个孩子。没有骂过任何一个孩子。结婚后不久，我丈夫因为_件什么事突然对我使用了他对付犯错的士兵使用的词语。那是些骂人话，跟我在街上听到的几乎一样。我惊骇地不敢动了。我惊骇地不会说话了。我看见门是关着的，窗子是关着的，那些街上的暴力词语是怎么进到我的房间里来的？我听到我们家一直放在高处的一个玻璃杯跌落了下来，哗啦啦地碎了。而这些玻璃的破碎声只被我一个人听见了。我丈夫他听不见，他认为我是橡胶的。
母亲没能活过来。母亲用死反对我和蔡医生的婚事。在蔡医生这件事上，母亲和父亲的意见是一致的。
父亲留给我的是几个片段。在前面，我已经写了几个，现在，我剩下了最后一个。在最后一个里，父亲呈一盒骨灰的形状。当父亲由一个人变成一盒灰尘的时候，我不知道要为这种形态的变化而哭泣。我沉浸在三年级一班的一个舞蹈节目里。那个舞蹈由六个女生来跳。商老师挑选了我。我们三个一组，两组分别从舞台的两边一起往舞台的中间跑。跑到中间我们会合，然后我们用身体编织成很多图形。我们的跑不是普通的跑，那是舞蹈的跑。胳膊腿的动作已经跟舞台下的跑拉开了很大距离。如果谁在舞台下那样跑就是精神病了。但是，在舞台上那样跑就非常好看，非常合情合理。我是右侧那组的第一个。我要掌握速度、节奏与对面跑来的一组会和，我是右侧那一组的旗帜。因此我在那个舞蹈里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商老师的指导下已经排练了一个多月。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达到了商老师的要求。为了万无一失，商老师还把一个班的二十几张课桌拼在一起，为我们搭起了一个舞台。我们一直是在地上跳舞的，而演出的那天，是在高高的舞台上。我们都没有上过高处的舞台，因此商老师怕我们害怕。于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又跳了好几次，直到对高于地面的舞台适应了为止。我记得那些木桌在我们的脚下被踩踏得发出咚咚咚的声音。木桌下是空的，我们的脚就像十二个鼓槌在不停地敲。有了这些声音，我们都不需要伴奏了。
商老师是下乡知青，她给我们弄到了北京的小学课本，还教我们唱最新的歌。她编的舞蹈也好，这样我们的舞蹈就被选中参加公社的一个会演。一个公社有十多个小学。每个学校都拿出一两个节目来参加会演。我们是代表学校的。但是，会演的日子跟父亲出殡碰在了一天。我不知道这会给我带来什么，我不认为父亲的葬礼会影响我的准备好了的演出。
那个早上，我醒来，睁开眼睛赫然看见我身边的火炕上，有一大堆扎好的小白花。那些白纸花离我是那么近。白花很小，只有我的拳头那么大。我还看见，在那堆纸花的那边，坐着好多人，她们是我们家的邻居或亲戚。她们的手还在工作，纸花还在继续增多。我们家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白色的纸花？它们的数量多得快要把我淹没了。我没看见母亲在哪里，也没看见家里的任何人。我早晨醒过来就看见了邻居的女眷们坐在我家的火炕上在扎纸花。她们围坐在那里，只有手在动，没有人说话。屋子里静得像一个默片。
那堆白花让我惊骇了一下，如果是一朵，两朵，我不会惊骇。它们是上百朵，集合在一起。我是一睁开眼睛就看见这些白花的。它们离我睡觉的位置是那么近。我在穿衣服的时候，甚至都碰到了。
那么多白花一起来到我的家里，来到我的视野里，它们不可能不侵略我，只是在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它们将用什么方式袭击我。虽然它们在那里一动不动，但我已经隐隐感到它们的攻击性。我快速穿好衣服，不洗脸，不吃饭，我要去学校。虽然那堆白花给了我一个惊吓，但是我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按照商老师的计划。我不认为那堆白花有力量改写我的今天。它们怎么拦得住我？我从那堆白花边走过去，从低头不语的扎花人身边走过去，我来到厨房。厨房都是水蒸气，那里面也有很多人，我想母亲应该就在那些白云一样的水汽里，我看不见她，她也看不见我。我的母亲也被大团的白色围困住了，她出不来，母亲没有学校，没有一个要演的舞蹈等着她。我从厨房走过去，我来到院子里，院子里还有很多人，都是男人。他们都不说话，默默地干什么或站着。没有人阻拦我，在从屋子里到大门口的道路上，我没有看见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人。我顺利地来到了大门口。除了那堆白花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那天是星期日，学校里看不见什么人。走进三年(1)班教室的时候，发现我还是来晚了。那个六人舞蹈的其他五人都已经到了，并且已经化好了妆。每入的头上戴着一朵硕大的红花。那红花有向日葵那么大。
那样的红花一共有六朵。两天前，在最后一次排练的时候，商老师已经把那红花给我们戴过一次了。那一次戴的时间也不长。等我们的舞蹈一完，就被摘下来收在一个纸盒子里。商老师怕我们碰坏了。那花是纸做的。纸做的花太爱坏啦。我们也愿意让老师把那花保存起来。我们谁都不愿意那花在正式演出之前有一点的破损。我们都珍爱那朵红花。那么大的花平时是不能戴在头上的。只有舞蹈的时候。而舞蹈仅仅是生活里的一个瞬间。我们都珍惜那个可以戴着红花的瞬间。我们只是六个，而有多少个女孩没有这个瞬间。我们班就有二十多个女生，她们没有被选中，她们没有红花，没有瞬间。
我进门就看见老师身边桌子上有一朵孤零零的红花，那朵红花是我的。除了商老师在等着我之外，还有这朵红花也在等着我。我的那五个同学顶着五朵大红花，像顶着五盏红灯，我觉得教室被照亮了。我现在仍记得商老师在那个早上看见我时说的一句话，她说，我就担心你来不了。然后她呼出一口长气。她一边把这句我记了三十年的话说出来，一边就开始给我化妆。她化得很快，先往我的脸上打上一层粉，然后再把脸蛋和唇涂红，然后把眉毛和眼睛涂黑，基本就化完了。我记得她把我的脸弄好了后，向后退一步，歪着头看了看，最后，她转身把桌子上的那朵大红花系在了我的头顶上。我们的舞蹈是很热烈的舞蹈，为了防止我们的红花在跳跃的时候掉下去，商老师把红花下面的线绳与我们的头发捆在了一起。这样无论我们跳多高，怎样拼命地晃动我们的头，那花都是牢固的，只要我们的头发不掉下来，只要我们的头不掉下来，那红花就掉不下来。教室里没有镜子，但是我不用看镜子就看见自己是什么样子了。我们六个女生，已经是一样的了。看见了她们我就看见了自己。
到那朵大红花被戴在我的头顶，商老师的所有准备工作就做完了。接下来我们应该出发了。我们的学校离会演的公社礼堂相距四公里。我们得走过去。我觉得当时应该是六点半左右，走一个小时，七点半我们应该能到了。稍休息，到八点，那会演就应该开始了。
我们已经从教室里走出来了，我记得是在操场上看见我姐姐的。我的姐姐比我大七岁。那她就已经十七八岁了，跟我们的商老师年龄相仿。我记得姐姐没说话，她抓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拽掉了我头上的红花，扔在地上。我头上的红花是很牢固的，但是再牢固它也打不过一只手。姐姐的手又愤怒又悲伤。这样的手是比平常的手有力量的。姐姐的手在一瞬间就摧毁了商老师的所有防御。红花带着我的几丝头发飘落在了地上。还有，我的头发没有了束缚突然散开了，早春的风立刻就吹过来了。我的头发在风里混乱得不成样子。我的那些头发，原来跟那朵红花都是一伙的，它们在风里像是伸出了很多只黑色的手。但是手再多，也抓不到那朵落在地上的红花了。姐姐不说话。姐姐用手说话。她的话就那么有力气。商老师不敢说话。商老师的手现在毫无用处。她的手忙了一个早上了，建设了一个早上，现在，商老师的手累了。她再也没有力气建设什么了。姐姐的手没有遭到任何阻挡，然后她用衣袖擦我脸上的红色。她擦得是那么不小心，我的脸和嘴唇在她粗暴的抹擦下是那么疼痛。我的哭声早就响起来了。在那个早上，命运安排我必须哭。我躲都躲不开。姐姐用有力的手把我身上的红色都去除干净后，拽着我的一条胳膊把我往家里拖。我一定是不愿意回家的，我一定是把力气都用在了回家的反方向上。但是姐姐比我大得太多了，她太有力气了，她高中都毕业了。我怎么是她的对手。姐姐的手是那么有力，我的反抗是那么不起作用。我一路反抗着哭着。家里的情况跟我走时是一样的，还是那么多的人，但是有一些变化，很多人都在吃饭。我一路被姐姐拉回来了。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哭泣的？应该是头上的那多红花被拽掉扔在地上的时候，我的哭一直在持续，到家院子里的时候还没能结束。我们家的那个早上太安静了，所有的人都不说话，所有的话都是那么低。当我被姐姐拖拽着来到这个安静的院子里的时候，我就听到了我自己的哭声。我的声音是那么大。成为那个早上我们家唯一的声音。但是，那院子里所有的人，所有的听到了我的哭声的人，都认为我是在哭我的父亲。只有我知道我在哭什么，只有姐姐知道我在哭什么。但是姐姐什么也不说，她只负责把我从一个错误的位置上纠正过来。姐姐是我的命运派来的。他们是一伙的。命运那老家伙看见我不听他的。就及时地派姐姐来了。如果她晚来几分钟，我们就走了，我就能走到命运之外。可是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不然谁还怕命运那东西。他可怕就可怕在他在该来的时候一定会来．不会迟到。
我试图从父亲的葬礼上逃走，但是我失败了。我像一个越狱失败的囚犯，我将面临更长的刑期。
母亲端给我一碗饭。在那个有蓝边的瓷碗里，有一半大米饭，一半豆腐。那天的碗一定不够用了。母亲一定是听到了我的哭声。不然，在那么多人的家里，母亲是怎么知道我在哪一个角落？我饿了。这个早上，从我睁开眼睛看到白花开始，我消耗了很多力气。到我哭泣的时候，我已经不剩多少力气了。我哭了一路，在院子里还在哭，我找到一个角落坐下来继续哭。那个六个人的舞蹈，剩下五个人应该怎么跳呢？那是个由6为基数构成的一系列动作、造型，5怎么来完成？缺一不可，是什么意思？6是双数，6好搭配。6完整。6多好。5是单数，单数在变化队形的时候就会出现缺口。那样有缺口的舞蹈是不好看的，是可笑的。在排练的时候，老师没安排替补队员。我们一个萝卜一个坑。在所有的排练时刻，我们都是一个都不少的。我使那个已经完美的舞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已经下雪了，我和蔡医生之间的道路被积雪塞满了。道路越来越难走了，我们不再见面。
我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并且记住了父亲的葬礼。父亲的葬礼并不是我们家的家葬，而是由父亲所属的组织办理的。那是一个小型国葬。
从我们家到大队部有1.5公里的距离。那是大片的水稻田之间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也是父亲修建的。原来的道路是很窄的，跟田埂差不多。被父亲改造后的道路可以走马车，甚至可以走汽车了。这条道路是两个自然村之间的链接线。大队部在那个村。父亲生前每天走这条路，至少一个来回。父亲抱着我去大队卫生所看病也是走的这条路。现在，父亲是最后一次走这条路。父亲由哥哥捧着最后一次走过他走了一生的道路。我们跟在哥哥的后面，所有的村民跟在我们的后面。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早上看见的那些小山似的白花是干什么用的。它们被别在参加葬礼的人的胸前。那1.5公里的道路上，被送别父亲的人占满了。
到大队部后，组织上给父亲开了一个追悼会。我记得到哥哥说话时，穿着军装的哥哥走上台，站了片刻，哥哥一句话也没说，哥哥只是在那个该说话的位置站了几秒钟，哥哥就离开了那里。
从哥哥捧着父亲的骨灰从家里走出来，一直到开会的现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总是纠缠我。他的手里拎着一个袋子，袋子里放着那些白花。他把一朵白花递给我，被我拒绝了。我开始随着哥哥走那条父亲的道路。那个人又走到了我的身边，又一次把一朵白花递过来。我很不耐烦，我不要白花，坚决不要。在父亲追悼会的会场，我站在一个角落，那个人又出现在我的身边，他的手里拿着一朵纸做的白花，几乎塞到我的手上。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给我一朵白花。我把手垂下去，离开了会场。我来到后院，从门缝我往一个屋子里看，我看见在这个屋子里，放着一屋子花圈。花圈一个一个都站立着，一个挨着一个。那上面的白花要比大家戴在胸前的大许多。几乎跟商老师早上戴在我头上的红花一样大。
我是父亲的葬礼上唯一没有为他佩戴白花的人。我小的时候是那么倔强，我要的红花没有了，我把怨恨记在白花上。它们是对立的。红色白色是对立的。就算它们原来不是对立的，在父亲葬礼的那天，它们突然在我的面前对立了起来。我不是那种可以在两个对立的事物轻松来往的人，我坚决地拒绝了那朵白花。
幼年的任性给我带来了漫长的灾难。命运发给你的东西，不是你拒绝它就不存在了。它还是你的。参加父亲葬礼的人，他们都接过了那朵白花，并把它戴在胸前。他们知道怎样处理那朵突然的白花。他们为父亲的坟墓培完土后，就把胸前的白花摘下来，小心地放到父亲的坟墓旁。而被我拒绝的白花却没有得到安放。它只能一直在空中飘，它寻找主人，寻找我。后来它终于找到我了。上中学的时候，我不喜欢一切鲜艳的颜色，尤其恐惧红色。我穿着黑色的衣服，黑色的裤子。我唯一有颜色的衣服是紫色的。穿一件红衣服，那太可怕了。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慢慢挣脱对颜色的恐惧。我的衣服才开始有粉色、红色这些暖色。结婚那天，我的衣裙是红色的。我只穿了那一天。后来，我找不到我结婚那天的衣服了，细想一下，我是把那套在日常也可以穿的衣服捐给灾区了。
父亲的墓地在高处，在父亲行政辖区内唯一的山坡上。他俯瞰着我们，俯瞰着他的村庄。俯瞰着那大片的水稻田……
当父亲用思想用行动在大地上划下那么深刻那么持久的印痕之后，父亲就不可能死了。两年前，我回到家乡。村里的很多人已经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了很多人。我十六岁离开家到外地读书、工作，这已经是多少年了？至少二十多年了。我走后出生的人已经二十多岁了。还有他们娶回来的媳妇，我都是不认识的。傍晚我在街上散步，听四野的虫鸣。我听见路边一户人家院子里乘凉的人说，这人是谁呀？一个说是谁家来的切（上声。客人）吧。这时，他们家的老人说，这不是赵书记的姑娘吗？最小的那个。说是出息啦！赵书记……好人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