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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的故事

母亲报名参加了一个“新妇女”学习班,每天上午,她穿灰色双排扣的列宁装,带着我从塘沽路后弄堂口出来,幼儿园在四川北路群众剧场对面,名为“新托”,“新中国托儿所”之意。我们到四川北路等1路有轨电车,英商电车公司时代留下来的车,整洁干净,玻璃窗明亮,驾驶员来回转动的黄铜手柄多年来磨得锃亮,脚下踩踏的铜铃片也一样黄得锃亮,时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叮当当”声。电车驾驶员是童话般的英雄,他们特殊的帽子,笔挺的深藏青色制服,雪白的手套,带着几十个乘客一齐向前,给我留下了“英雄”的概念。有轨电车前后两节,前车厢当时票价三分,后车厢票价两分——后车厢比前车厢要摇晃得多,尤其转弯时,母亲因为搀扶和抱我,怕站不稳,一般是多花一分钱坐前面车厢

家里有一架老式脚踏风琴,四十八键,脚下两块木踏板,弹奏时两脚不停交替踩动踏板才能发出琴声。她教我的儿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另外一首是美国的Old Black Joe(《老黑奴》)。如果我发脾气,她就抱起我,坐在她膝盖上轻轻地摇,说上海童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糕一包,宝宝吃得眯眯笑……”

母亲为我编的“课程表”,二十分钟一段,有“画画”、“看图识字”、“唱歌”和“算术”。当时的汉字读音仍然延续国民政府研发的注音字符,诸如ㄐ、ㄑ、ㄒ、ㄓ、ㄔ、ㄕ等,母亲要我盯住每个繁体字,先静静地看它一会,比如“马”字,细细地看会觉得是一匹马的形象;“门”几乎就是门的样子;而“开”与“闭”让我明白,开门很难,关门可以用一只手;“笑”字和“哭”字,只要盯住了它们,确实是人真实的表情。

小保姆“阿妹”,常熟人,不识字,名字也不会写,我学母亲的样子当小老师,教她认字。以后全市里弄居委会都开办了扫盲班,母亲让她报名参加了,“阿妹”每次测验都是班上第一,得到了老师表扬,有次她才说出,是东家的孩子在帮她补习。当时“西泰华里”居委会黑板报上,出现了一篇粉笔写的报道,表扬我家对“劳动人民”的关心,热心教保姆识字的事。以至好多天我进出弄堂,邻家大人们都过来摸我的头,拍我肩膀,说:“这小囡真乖。”

我家一脉四代,曾居住在上海虹口和闸北交界、铁马路小菜场的彭泽路,临街一面有宽敞的大阳台,一色雕花弯凸栏杆,朱漆木扶手,配上三组六扇的落地长窗和高耸的黑瓦斜坡状屋顶,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老式石库门弄堂口,雕工精细的石造牌楼,居中是魏碑体“西泰华里”匾额,佐如意花饰。西泰华里有多个方向的弄堂出口,蓝底白字门牌号码也很不同,我家弄口为彭泽路22弄,塘沽路弄口为塘沽路673弄,河南路出口称河南路244弄。门牌号这样编排,外地人感到迷惑,同一个弄堂,现说是同一小区,却有截然不同的门牌号。对此疑问,邻居们常常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侬看得懂吧?乡下人。”

西区静安、淮海路一带石库门,通常比虹口大很多。进门有大天井,正房上下两大间,东西厢房也为上下、前后的大间,后厢房是大开间,加亭子间、三层阁等,一般有一百七八十平方以上,配有煤气卫生设施,抽水马桶,上海人叫“煤卫独用”,代表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泰华里石库门,天井两边没有厢房,进大门就是客堂,最多有一间整天不见阳光的后客堂,楼梯上去一半就是不到十平方米的亭子间,再往上是主卧室,顶上有开老虎天窗的三层阁,总面积一般七八十平方米左右,无煤气卫生设施,家家用传统马桶。从我懂事时的1950年代起,这类原本独门独户单开间石库门建筑,开始出现更多的杂居现象,一大早,整条弄堂都是哗哗哗竹篾刷马桶的声音,家家用小木片旧报纸引火生煤球炉,到处是呛人的炉烟。亭子间走出来的居民,有踏三轮车的,弄堂口饮食店里下面条包馄饨的,做裁缝的……

我的祖父祖母,上世纪20年代初由无锡来到上海,买下了彭泽路临街面的20号等总共约有一百六七十平方,在后门连接的西泰华里,买下一整套石库门。临街铺面“店堂间”开一家面粉店,兼营食用油类。门前挂一方黑底烫金的楷书招牌,上书三个大字“正丰号”。门槛高不到一尺,镶有凹状木槽,与顶上的凹槽相对应,晚上打烊时上门板所用,两边各有四扇厚重的实木门板,中间两副相对更宽大一些,合拢后就是大门,从里面闩上一根不到两米长的粗大铁栓,结实安全。

店堂间近北墙一个丁字型的拐角柜台,将店铺隔成了两个区域,靠里侧装了一个壁挂式电话,柜台外约占三分之二的地方,整齐堆放着一袋袋面粉、油桶,以及诸如磅秤、“老虎塌车”(一种两轮的手推车)之类的工具杂物。

店堂间后面有两排四扇镶有彩色玻璃的壁窗,隔出宽敞的“吃饭间”,靠墙立一个长条供桌,中间是厚重的红木八仙大桌。平时一半塞在长条供桌下,两边各放置一张宽大的镶有大理石云纹面的红木太师椅。到了吃饭的时候,店员就把八仙桌拉出来,两张太师椅给尊长居中端坐用饭,其他人坐椭圆形的红木凳——上海人称“鸭蛋凳”。人再多时,从店堂间拉一张长条凳补充,挤挤攘攘围坐在一起。

吃饭间那张长条供桌上,陈列瓷器和浸泡着药材的酒瓶酒坛,还摆放一台摇头台式电风扇,铜质框架中央有一个明显的圆形的标记,刻着两个草体字母,“G”和“E”,构成一个特殊的图案。母亲说这是美国货,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产品,是我父亲战后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时,一位美国朋友送的。电扇本身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稀奇,难忘的是,我的叔公经常敢把手指伸到飞速转动的电风扇叶片中,叶片立刻就停了下来,丝毫不损伤手指,他经常在做完这样的表演之后,得意地说,这就是美国人设计的科学。

吃饭间两边偏墙上,挂着两幅长两尺半宽一尺半左右的人像照片,颜色暗黄,清末民初的服饰,是我太爷爷、太祖母,另一边是年轻时代的祖父母。幼年时,他们对我来说都是“古代人”的装扮,我对这些“他们”一无所知,知道除了祖母之外,其余都早已经过世,再加上吃饭间光线昏暗,每当我穿堂而过,总是感到惊恐,常常头也不抬就快步跑过。

我爷爷计划致力于期货和股票交易来快速积累资金,进一步投资银行金融业,而把地处上海铁马路小菜场旁的“正丰”面粉店,以及陆续购进的上海南市一带的房产,交由我祖母操持打理,万一金融投资失败,仍可以有一个宽裕的养家糊口的退路。

当时我爷爷对自己堂兄丁厚卿说,他已经成家立业了,是不是可以让他独立创业,如果只是跟堂兄帮忙,这一房将来永远都没有“大哭笑”了(这是一句无锡土话,没有大的成功或者失败的意思)。已遗传两代的丁氏家族,由此开始分道扬镳。

凭着我爷爷丁锡卿对金融交易市场的敏感,以及我们丁家的数学分析天赋,他对金融业的兴趣,远远大过投资兴办实业。不过三四年的时间,爷爷就积累了相当的资金,与多家商界的朋友,以及一些在证券交易中认识的外国人,商议筹办一个既有传统银行业务,又有新兴证券交易业务的金融公司。很快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择日开张。

1929年7月盛夏,踌躇满志的爷爷,带着我的祖母到无锡乡下消暑度假。没有人想到,这次去乡下度假,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可怕的预言不幸应验,成了我家永远的伤痛。

那是7月27日的傍晚,爷爷和祖母两人在丁巷老房子田埂上散步,对面来了个五十岁左右衣衫褴偻的中年男人,他是邻村的算命先生,自称“秦半仙”。当时爷爷大概是在想事情,没有停下来让路,只是侧了侧身,迎面而来的“秦半仙”一脚踩到了满是泥浆的田里。爷爷回转身就要跟他打招呼,却见他站在泥田里,用手指着爷爷说:“你看看你这么匆匆忙忙的,真是要‘作死’!还不赶快回上海!走得越远越好!否则你连明天晚上都过不了。”

爷爷听了当即火起,强忍着忿忿然地回答说:“要不是看在乡里乡情的份上,我就对你不客气了。”但是紧随其后的祖母却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惶恐,好像真会有什么不幸发生。她赶紧上前拉起“秦半仙”,躬身致歉下问。“秦半仙”摇摇头,好像是咕噜着说了几句,“过不了明天的,天机不可泄漏”,就径直走了。

那个“秦半仙”的话,使祖母极度惊恐,她真想扯住那个算命人再问个清楚,但是自信的爷爷根本就不信这种荒唐邪说。当天一切相安无事,第二天,也就是7月28日,祖母越发担心,手脚慌乱无法自持,一次次催爷爷赶紧返回上海。爷爷却坚持非要过了那天晚上才回上海,以此来印证那个算命人是胡说八道。而且,他还在晚饭后,又让祖母打上一斤黄酒,炒了几个菜,说是要慢慢地喝到半夜十二点钟过后才睡,坐等着看看到底是不是能够活过这个晚上。

不料就在大约十点多钟,爷爷突然对祖母说:“这大热天的我怎么会这么冷。”说着说着就忍不住颤抖起来。祖母这下慌了神,翻出被子将爷爷包裹起来,然后赶紧带着佣人,一路奔到河锊口镇上去请医生。

也就是四十分钟的光景,等祖母带着那个医生回到家里,爷爷竟然已经不省人事了。那位医生一边把脉,一边摇头叹气:“不行了,准备后事吧。”

这是1929年7月28日,我的爷爷丁锡卿年仅三十六岁。至今我们丁氏家族的人都不明白,爷爷究竟是因何骤然离世的。我曾听祖母说,那位医生说是急性伤寒症,但从我们家族的病史上来推理,好像更有可能是心肌梗死。

已然身心交瘁的祖母,在如同天塌一般的意外打击下,依然没有忘记那个算命人可怕的预言。料理完所有丧葬事宜,安顿好家中的两老,她就带着我爷爷留下的四个孩子,到邻村去寻访那个算命人,希望能够解开心头的阴影。

那个算命人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父亲,对祖母说:“记住,你这个儿子一定要远离祖宗之地,走得越远越好,否则,不仅是他会与他的父亲同岁同月同日亡,而且将来他的儿子也会如此,切记切记。”

就因为如此,随着我的长大,我的祖母不止一次告诫家人,等我长大之后,一定不能在上海读大学或者工作,要到最远离上海的外地去,因为她真的担心那个算命人可怕的预言,会再一次在我的身上应验。一直到我三十六岁那年,也就是1984年,整个七月份,我都在美国考察访问,于是安然至今。是不是因为那个算命人说的,我远离了祖宗之地,而且是远得不能再远、到了地球另外一端的缘故,我不知道。

因为爷爷的中年早逝,我们家这一支渐渐沉寂下去。不幸之中的大幸是,解放后清算我的伯公丁厚卿,并作为对经济汉奸的处罚而没收了他们所有直系亲属财产的时候,我们这一支侥幸地躲过了一劫。由我的祖母含辛茹苦积攒起来的一些家产,尽管提心吊胆,终究还是保留了下来,也算是印证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1948年盛夏,我父亲在上海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管理各类援华救助的统计和核算工作。这是解放前他从事的唯一的工作,天天与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打交道,扩展了视野。他曾在日记里写道:

科技与交流对民族命运的重要性,对国家的崛起有重要的关联。

尤其是经济学的角度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是无法脱离整个世界的运行而独行其事的。

等到上海解放,联合国在华机构很快都关闭撤走了,父亲决定留在上海,不久进入了中国人民银行干部学校培训,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银行金融业务干部,最后被分配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地点在外滩——即现今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大楼。

解放初期,家里的情况比较顺利。听大人们说,每天晚饭时,全家人挤得满满一大桌,三四个佣人在边上端菜添饭,父亲总是在那里大声说笑,完全没有传统人家告诫小孩吃饭不许说话的禁忌。相信当时大多数人家,都呈现出一派其乐融融的合家欢图景。临近解放时全家的忧心忡忡,甚至恐慌的情绪,已经完全消失了。

我祖父创办的这家“正丰号”面粉店,由祖母和叔叔丁瑞全共同经营,解放初也很顺利。由于新政府加强城市粮油货源的支持力度,打击取缔“资本主义毒瘤”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市场,祖母和叔叔不必再像解放前那样,每天提心吊胆地看行市,估算风险,小心谨慎紧跟面粉交易行情,来确定自己店里的价格。上海的市面逐渐繁荣,“正丰号”面粉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不但可以维持全家的日常开销,还有很不错的积蓄。因此在不久后,祖母和叔叔资助了我的大伯父,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背后的白克路(即现在凤阳路),开了一家小规模的五金加工场。

那是个经常有好消息的阶段。

我的伯父丁瑞清,抗战后期曾结交国民党的地下人员,胜利后,加入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义务警察大队,成为非正式编制的“义务警察”小头目。但上海即将解放时,他通过我父亲那位共产党同学李先生,开始为中共地下组织工作,最后参与策划义务警察大队的起义,保护当时的市政府档案资料等等革命行动也被记录在案。解放初期,因为全家族迁往海外的事,他随同我的伯公丁厚卿在巴西、香港待了半年多才回到上海,却没有因此惹上任何政治上的麻烦,仍然由上海市军管会鉴定为起义有功人员,授予了立功证书,妥善安排在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工作。

我姑父的弟弟,跟家里失去多年联系之后,突然也回到了上海。他从过去的一个学生,一变成为上海市军管会的一名军人干部,即便不是近亲,也使我们全家感到那种荣耀和喜气,感觉有了政治上的保障,家里日后生活,也应该会更趋稳定。

1952年3月的一天,“正丰号”面粉店的经营者之一,我叔叔丁瑞全像往常那样,走进四川北路海南路口的工商联办公室,参加工商业者文件学习,主要是听有关反对偷税漏税的报告和读文件。他们已经听报告、学文件好几个星期了,那天的议程类似于总结性质。先是有两三位工商业界的积极分子,上台对自己有偷税漏税的行为作现身说法的典型发言,启发大家挖掘思想根源。接着,两名干部上台对他们表扬一番后,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张表格,要大家向那几位积极分子学习,把自己以前有过的类似偷税漏税的事情填写在表格上,写上具体的数值。当时给叔叔的感觉是,谁写得多谁光荣,是靠拢政府、信赖政府的表现。于是他根据解放初还没有建立新的税收机构时,因为不知该怎样交、交多少而漏掉的税项,先大致估计了一个数值,按照保持中间状态的心理,参考邻座,填写了一个自己觉得满意的数值。

每个与会者都填完了表格,两个干部就让叔叔和其他人到隔壁的大厅里等着,说是后面还有事情。进了大厅,里面已经满满坐了一两百人,熟人间说说笑笑,气氛很轻松。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多钟,有几个干部簇拥着跃上了讲台,大声说,读到谁的名字,谁就出去排队。等到大概第四批的时候,叔叔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于是就跟着一个领队,随着其他二十几个人一起走到了大门口,听从安排,登上了一辆深绿色窗户有铁栏杆的大客车。大家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没有人感到惊慌,因为刚才还是在轻松地开会听报告,更何况那个身着笔挺的中山装、受到干部表扬的现身说法者,虹口区的政协委员,一个家在浦东川沙有好几个厂的“小开”,也在这辆车上,大家就更没有多想。

车子疾驶了半个多小时,开进一个挂着“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牌子的黑漆大铁门,迎上来的是疾颜厉色的持枪军人,所有人都懵了,脑子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随着前面的人,十个人一组,走进一个潮湿的、明显就是牢房的空间。很快就进来一个脸色铁青的干部,大声宣布:“从现在起,你们就是破坏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罪犯,偷税漏税的经济犯,你们要老老实实交待你们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接着进来一个拎着油漆桶的人,在每个人衣服后背上,用笔蘸着白油漆,写上一个五位数字,并大声命令人们重复喊叫,直到记住自己的囚号为止。

不到一个礼拜,叔叔和这些人仍然是十人一组,被带到一个临时法庭上。听取宣判时,后面还有好几个十人组在排队等候。大家都是一样的惘然、沮丧和麻木。那个现身说法的“小开”,听到自己已经被判处七年徒刑的时候,大声哭着跪下了。大家都看着他,说不出应该是恨,还是嘲笑,或是同情。

叔叔丁瑞全就这样被判了两年徒刑,家里人直到叔叔被送上运送囚犯的棚车时,才被允许见面,送一些衣物等。祖母和婶婶面对眼前的一切,同样是脑子一片空白。早上出去开会时还是好好的,突然人就不回来了,丢下二十多岁的妻子、五岁的女儿、三岁的儿子,成了罪犯判了刑被送走了。

上述背景,就是1951年年底,以“反对贪污,反对腐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一场政治运动。这原是以干部为主要对象,随着运动的进展,查处发现许多是与“奸商”、资本家勾结的案情,于是增加了关于偷漏税的两项指标,成为“五反”,运动的对象和范围涉及全社会,尤其是工商业界,目标明确地针对“奸商”和资本家。叔叔就是这个运动直接打击的对象。

家里发生了这样大的变故,在我幼年却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唯一不同的就是,母亲开始代替叔叔坐到了“正丰号”面粉店的大柜台边,成了小时候电影中的“掌柜”,我就此也不再跟着母亲去大舅舅家附近的幼儿园了。母亲自编自教的课程时断时续,我溜出后门,跟那些同年龄的邻家小孩学打“玻璃弹子”的机会,却是多了。

叔叔是在福建福清地区一个劳改队服刑,主要是开山筑路,那件漆着代替他名字的囚号的外衣,他整整穿了两年,直到1956年刑满释放回家。已渐渐懂事的我,记得他回家第一天,一直呆在房间里不出来。我进去看他,发现他在窗前,用沾着煤油的刷子,使劲地擦去那油漆的囚号。衣服已经泛白,那排号码已经斑驳,但仍然很坚韧,他擦了好久,效果并不好——煤油虽然可以融化油漆,却也使衣服的颜色很不自然,仍然带有着一种抹不去的特殊印记。叔叔一定是出于节约的目的,擦去那个刺目的囚号后,衣服还可以穿。不记得叔叔最后是否擦净了衣服上的囚号,但我却清楚地知道,我的婶婶,一个有教养、绝对善良的女人,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

我家是一个以祖母为核心的大家庭,婶婶从没与婆婆有过任何一次细小的争执,在我印象中,她也从没有与我母亲妯娌间有过些微口角,从没对叔叔有过一句抱怨,从没对我们这些小辈有过一次偏颇的对待。她的善良堪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女性。她逐渐变得少言寡欢,没有笑容,但即使是病情严重的时候,有时也会捧一小把当时定量供应的粉丝、几个香菇、一根香肠、一小碗绿豆汤,轻轻走进我们房间,放在我们手里,留在我们桌上。

叔叔刑满出狱之后的第二年,我又一个堂弟出生了。产后不久,婶婶的忧郁症发作,她总是听到耳边有异响,感觉活着没有意思。她彻夜无法入睡,总觉得有人在指责她、嘲弄她,甚至突然被一种无形的恐怖力量推动着、引诱着,冲到窗前推开窗户想跳下去。叔叔只能在窗框上钉几排一寸见方的木条,家里人每天轮流看护婶婶,随时准备拽住她。但这样的危情,每天都会发生。

至今让我无法忘记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下午,我和堂弟在我婶婶的床前玩,算是房间里有人陪她。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只见婶婶手中抓着的几根一尺多长的毛衣竹针,不知怎么就从她耳朵里扎了进去。随着她的叫喊,她的耳孔喷涌出许多鲜血,我和堂弟大声尖叫起来,本能地一起去拉住她。我当时强烈感受到婶婶那极度的痛苦,只有毁灭自己才能够解脱的痛苦。婶婶不顾一切跑下楼梯,冲出后门。母亲听到我们的惊叫,赶紧从自己房间赶来,边跑边喊,一直紧随婶婶身后,追到四川北路桥。跑在前面的婶婶竟然纵身跳入了苏州河,母亲吓得大叫不止,路边有个年轻人当时连衣服都没有脱,毫不犹豫跃入了河中。在众多路人的围观下,年轻人把婶婶救上了岸。大家都围了上去,母亲一时顾不上那位勇于救人的青年,等到回过神来再去找,才发现他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已经悄悄离开了。

婶婶就这样一次次发病出事,又一次次被周围的亲人和好心人解救回来。三十年后,家人庆幸终于可以结束那种惶恐、紧张和忧郁的生活了,无论是我的堂姐堂弟,还是作为她侄子的我,都没有留意她心灵深处的创伤。

直至1990年夏天,当时叔叔婶婶家的房子很小,二十四个平方米隔成前后两间,两个年纪已超过三十的儿子各带着妻小一起生活。这个狭小空间已经成为三个家庭的安身之处,夏天,他们常常在后门弄堂搭铺板睡觉。那时多数家庭都没有空调,许多上海人晚上在自家门口搭上一两块铺板,或是放上一张竹躺椅,围坐在一起乘凉聊天。但婶婶是一个非常传统和保守的女性,这样天天在众目睽睽下睡在露天,心理刺激一定很大,再加之夏天持续酷热难当,婶婶的忧郁症又一次发作了。一次乘人不注意,她吞服了大量安眠药,幸亏家人发现得早,送到医院抢救了过来。

这样的事在同一个夏天竟然发生了两次,婶婶第二次出院后,堂姐决定把她安置在自己家,离彭泽路的家也很近,走路不到十分钟。那也是个很小的住处,一座利用旧式石库门里弄水塔搭建的房子,顺着水塔的水泥承重柱,围成楼上两个小间,楼下是厨房兼过道。婶婶和堂姐以及两个小孩住在楼上,堂姐夫就在楼梯过道边每晚临时搭一个小床,早起时拆掉。一般来说,婶婶从楼上下来,必须越过临时搭建的小床,很难不惊动睡在楼梯口的堂姐夫。

可能是堂姐和堂姐夫那晚实在太累了,清晨醒来,发现婶婶已经不见了,楼下厨房的桌子上,放着一串家里的钥匙和一些零钱。他们本能地预感到出事了,急忙赶到彭泽路的家里,发现婶婶果然不在,立刻和我叔叔分头去找。

叔叔骑着自行车,从河南路桥沿着苏州河边,向东仔细寻找,发现邮政大楼一侧的河边,有一大堆人围聚着,几个中年人大声呼叫着什么,还有人向就在前面不到一百米的第一人民医院疾步跑去。我叔叔放下自行车就往人群里挤,眼前的情景果然不出他所料:我的婶婶,脸色苍白却平静安详地躺在河边的水泥地上,平静得只有解脱,没有怨恨。一个善良的女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她全身湿漉漉的,还在淌着水,像是多年来积累的全部眼泪。

叔叔家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的警察,在水上警察的配合下,很认真地在户口本上填上:邵丽铣,于 年 月 日不幸溺水死亡。

大姐打电话告诉了远在美国的我,听到这个噩耗,我没有流泪,没有哭泣。我独自开车到了“西来寺”,点上一炷香,在悠扬的梵音中,任由我的思绪和怀念远去,只希冀能追上婶婶慈爱善良的灵魂,送她一程,让她不要走得那样孤独,那样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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