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报名参加了一个“新妇女”学习班，每天上午，她穿灰色双排扣的列宁装，带着我从塘沽路后弄堂口出来，幼儿园在四川北路群众剧场对面，名为“新托”，“新中国托儿所”之意。我们到四川北路等1路有轨电车，英商电车公司时代留下来的车，整洁干净，玻璃窗明亮，驾驶员来回转动的黄铜手柄多年来磨得锃亮，脚下踩踏的铜铃片也一样黄得锃亮，时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叮当当”声。电车驾驶员是童话般的英雄，他们特殊的帽子，笔挺的深藏青色制服，雪白的手套，带着几十个乘客一齐向前，给我留下了“英雄”的概念。有轨电车前后两节，前车厢当时票价三分，后车厢票价两分——后车厢比前车厢要摇晃得多，尤其转弯时，母亲因为搀扶和抱我，怕站不稳，一般是多花一分钱坐前面车厢。
家里有一架老式脚踏风琴，四十八键，脚下两块木踏板，弹奏时两脚不停交替踩动踏板才能发出琴声。她教我的儿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另外一首是美国的Old Black Joe（《老黑奴》）。如果我发脾气，她就抱起我，坐在她膝盖上轻轻地摇，说上海童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糕一包，宝宝吃得眯眯笑……”
母亲为我编的“课程表”，二十分钟一段，有“画画”、“看图识字”、“唱歌”和“算术”。当时的汉字读音仍然延续国民政府研发的注音字符，诸如ㄐ、ㄑ、ㄒ、ㄓ、ㄔ、ㄕ等，母亲要我盯住每个繁体字，先静静地看它一会，比如“马”字，细细地看会觉得是一匹马的形象；“门”几乎就是门的样子；而“开”与“闭”让我明白，开门很难，关门可以用一只手；“笑”字和“哭”字，只要盯住了它们，确实是人真实的表情。
小保姆“阿妹”，常熟人，不识字，名字也不会写，我学母亲的样子当小老师，教她认字。以后全市里弄居委会都开办了扫盲班，母亲让她报名参加了，“阿妹”每次测验都是班上第一，得到了老师表扬，有次她才说出，是东家的孩子在帮她补习。当时“西泰华里”居委会黑板报上，出现了一篇粉笔写的报道，表扬我家对“劳动人民”的关心，热心教保姆识字的事。以至好多天我进出弄堂，邻家大人们都过来摸我的头，拍我肩膀，说：“这小囡真乖。”
我家一脉四代，曾居住在上海虹口和闸北交界、铁马路小菜场的彭泽路，临街一面有宽敞的大阳台，一色雕花弯凸栏杆，朱漆木扶手，配上三组六扇的落地长窗和高耸的黑瓦斜坡状屋顶，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老式石库门弄堂口，雕工精细的石造牌楼，居中是魏碑体“西泰华里”匾额，佐如意花饰。西泰华里有多个方向的弄堂出口，蓝底白字门牌号码也很不同，我家弄口为彭泽路22弄，塘沽路弄口为塘沽路673弄，河南路出口称河南路244弄。门牌号这样编排，外地人感到迷惑，同一个弄堂，现说是同一小区，却有截然不同的门牌号。对此疑问，邻居们常常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侬看得懂吧？乡下人。”
西区静安、淮海路一带石库门，通常比虹口大很多。进门有大天井，正房上下两大间，东西厢房也为上下、前后的大间，后厢房是大开间，加亭子间、三层阁等，一般有一百七八十平方以上，配有煤气卫生设施，抽水马桶，上海人叫“煤卫独用”，代表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泰华里石库门，天井两边没有厢房，进大门就是客堂，最多有一间整天不见阳光的后客堂，楼梯上去一半就是不到十平方米的亭子间，再往上是主卧室，顶上有开老虎天窗的三层阁，总面积一般七八十平方米左右，无煤气卫生设施，家家用传统马桶。从我懂事时的1950年代起，这类原本独门独户单开间石库门建筑，开始出现更多的杂居现象，一大早，整条弄堂都是哗哗哗竹篾刷马桶的声音，家家用小木片旧报纸引火生煤球炉，到处是呛人的炉烟。亭子间走出来的居民，有踏三轮车的，弄堂口饮食店里下面条包馄饨的，做裁缝的……
我的祖父祖母，上世纪20年代初由无锡来到上海，买下了彭泽路临街面的20号等总共约有一百六七十平方，在后门连接的西泰华里，买下一整套石库门。临街铺面“店堂间”开一家面粉店，兼营食用油类。门前挂一方黑底烫金的楷书招牌，上书三个大字“正丰号”。门槛高不到一尺，镶有凹状木槽，与顶上的凹槽相对应，晚上打烊时上门板所用，两边各有四扇厚重的实木门板，中间两副相对更宽大一些，合拢后就是大门，从里面闩上一根不到两米长的粗大铁栓，结实安全。
店堂间近北墙一个丁字型的拐角柜台，将店铺隔成了两个区域，靠里侧装了一个壁挂式电话，柜台外约占三分之二的地方，整齐堆放着一袋袋面粉、油桶，以及诸如磅秤、“老虎塌车”（一种两轮的手推车）之类的工具杂物。
店堂间后面有两排四扇镶有彩色玻璃的壁窗，隔出宽敞的“吃饭间”，靠墙立一个长条供桌，中间是厚重的红木八仙大桌。平时一半塞在长条供桌下，两边各放置一张宽大的镶有大理石云纹面的红木太师椅。到了吃饭的时候，店员就把八仙桌拉出来，两张太师椅给尊长居中端坐用饭，其他人坐椭圆形的红木凳——上海人称“鸭蛋凳”。人再多时，从店堂间拉一张长条凳补充，挤挤攘攘围坐在一起。
吃饭间那张长条供桌上，陈列瓷器和浸泡着药材的酒瓶酒坛，还摆放一台摇头台式电风扇，铜质框架中央有一个明显的圆形的标记，刻着两个草体字母，“G”和“E”，构成一个特殊的图案。母亲说这是美国货，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产品，是我父亲战后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时，一位美国朋友送的。电扇本身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稀奇，难忘的是，我的叔公经常敢把手指伸到飞速转动的电风扇叶片中，叶片立刻就停了下来，丝毫不损伤手指，他经常在做完这样的表演之后，得意地说，这就是美国人设计的科学。
吃饭间两边偏墙上，挂着两幅长两尺半宽一尺半左右的人像照片，颜色暗黄，清末民初的服饰，是我太爷爷、太祖母，另一边是年轻时代的祖父母。幼年时，他们对我来说都是“古代人”的装扮，我对这些“他们”一无所知，知道除了祖母之外，其余都早已经过世，再加上吃饭间光线昏暗，每当我穿堂而过，总是感到惊恐，常常头也不抬就快步跑过。
我爷爷计划致力于期货和股票交易来快速积累资金，进一步投资银行金融业，而把地处上海铁马路小菜场旁的“正丰”面粉店，以及陆续购进的上海南市一带的房产，交由我祖母操持打理，万一金融投资失败，仍可以有一个宽裕的养家糊口的退路。
当时我爷爷对自己堂兄丁厚卿说，他已经成家立业了，是不是可以让他独立创业，如果只是跟堂兄帮忙，这一房将来永远都没有“大哭笑”了（这是一句无锡土话，没有大的成功或者失败的意思）。已遗传两代的丁氏家族，由此开始分道扬镳。
凭着我爷爷丁锡卿对金融交易市场的敏感，以及我们丁家的数学分析天赋，他对金融业的兴趣，远远大过投资兴办实业。不过三四年的时间，爷爷就积累了相当的资金，与多家商界的朋友，以及一些在证券交易中认识的外国人，商议筹办一个既有传统银行业务，又有新兴证券交易业务的金融公司。很快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择日开张。
1929年7月盛夏，踌躇满志的爷爷，带着我的祖母到无锡乡下消暑度假。没有人想到，这次去乡下度假，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可怕的预言不幸应验，成了我家永远的伤痛。
那是7月27日的傍晚，爷爷和祖母两人在丁巷老房子田埂上散步，对面来了个五十岁左右衣衫褴偻的中年男人，他是邻村的算命先生，自称“秦半仙”。当时爷爷大概是在想事情，没有停下来让路，只是侧了侧身，迎面而来的“秦半仙”一脚踩到了满是泥浆的田里。爷爷回转身就要跟他打招呼，却见他站在泥田里，用手指着爷爷说：“你看看你这么匆匆忙忙的，真是要‘作死’！还不赶快回上海！走得越远越好！否则你连明天晚上都过不了。”
爷爷听了当即火起，强忍着忿忿然地回答说：“要不是看在乡里乡情的份上，我就对你不客气了。”但是紧随其后的祖母却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惶恐，好像真会有什么不幸发生。她赶紧上前拉起“秦半仙”，躬身致歉下问。“秦半仙”摇摇头，好像是咕噜着说了几句，“过不了明天的，天机不可泄漏”，就径直走了。
那个“秦半仙”的话，使祖母极度惊恐，她真想扯住那个算命人再问个清楚，但是自信的爷爷根本就不信这种荒唐邪说。当天一切相安无事，第二天，也就是7月28日，祖母越发担心，手脚慌乱无法自持，一次次催爷爷赶紧返回上海。爷爷却坚持非要过了那天晚上才回上海，以此来印证那个算命人是胡说八道。而且，他还在晚饭后，又让祖母打上一斤黄酒，炒了几个菜，说是要慢慢地喝到半夜十二点钟过后才睡，坐等着看看到底是不是能够活过这个晚上。
不料就在大约十点多钟，爷爷突然对祖母说：“这大热天的我怎么会这么冷。”说着说着就忍不住颤抖起来。祖母这下慌了神，翻出被子将爷爷包裹起来，然后赶紧带着佣人，一路奔到河锊口镇上去请医生。
也就是四十分钟的光景，等祖母带着那个医生回到家里，爷爷竟然已经不省人事了。那位医生一边把脉，一边摇头叹气：“不行了，准备后事吧。”
这是1929年7月28日，我的爷爷丁锡卿年仅三十六岁。至今我们丁氏家族的人都不明白，爷爷究竟是因何骤然离世的。我曾听祖母说，那位医生说是急性伤寒症，但从我们家族的病史上来推理，好像更有可能是心肌梗死。
已然身心交瘁的祖母，在如同天塌一般的意外打击下，依然没有忘记那个算命人可怕的预言。料理完所有丧葬事宜，安顿好家中的两老，她就带着我爷爷留下的四个孩子，到邻村去寻访那个算命人，希望能够解开心头的阴影。
那个算命人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父亲，对祖母说：“记住，你这个儿子一定要远离祖宗之地，走得越远越好，否则，不仅是他会与他的父亲同岁同月同日亡，而且将来他的儿子也会如此，切记切记。”
就因为如此，随着我的长大，我的祖母不止一次告诫家人，等我长大之后，一定不能在上海读大学或者工作，要到最远离上海的外地去，因为她真的担心那个算命人可怕的预言，会再一次在我的身上应验。一直到我三十六岁那年，也就是1984年，整个七月份，我都在美国考察访问，于是安然至今。是不是因为那个算命人说的，我远离了祖宗之地，而且是远得不能再远、到了地球另外一端的缘故，我不知道。
因为爷爷的中年早逝，我们家这一支渐渐沉寂下去。不幸之中的大幸是，解放后清算我的伯公丁厚卿，并作为对经济汉奸的处罚而没收了他们所有直系亲属财产的时候，我们这一支侥幸地躲过了一劫。由我的祖母含辛茹苦积攒起来的一些家产，尽管提心吊胆，终究还是保留了下来，也算是印证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1948年盛夏，我父亲在上海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管理各类援华救助的统计和核算工作。这是解放前他从事的唯一的工作，天天与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打交道，扩展了视野。他曾在日记里写道：
科技与交流对民族命运的重要性，对国家的崛起有重要的关联。
尤其是经济学的角度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是无法脱离整个世界的运行而独行其事的。
等到上海解放，联合国在华机构很快都关闭撤走了，父亲决定留在上海，不久进入了中国人民银行干部学校培训，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银行金融业务干部，最后被分配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地点在外滩——即现今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大楼。
解放初期，家里的情况比较顺利。听大人们说，每天晚饭时，全家人挤得满满一大桌，三四个佣人在边上端菜添饭，父亲总是在那里大声说笑，完全没有传统人家告诫小孩吃饭不许说话的禁忌。相信当时大多数人家，都呈现出一派其乐融融的合家欢图景。临近解放时全家的忧心忡忡，甚至恐慌的情绪，已经完全消失了。
我祖父创办的这家“正丰号”面粉店，由祖母和叔叔丁瑞全共同经营，解放初也很顺利。由于新政府加强城市粮油货源的支持力度，打击取缔“资本主义毒瘤”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市场，祖母和叔叔不必再像解放前那样，每天提心吊胆地看行市，估算风险，小心谨慎紧跟面粉交易行情，来确定自己店里的价格。上海的市面逐渐繁荣，“正丰号”面粉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不但可以维持全家的日常开销，还有很不错的积蓄。因此在不久后，祖母和叔叔资助了我的大伯父，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背后的白克路（即现在凤阳路），开了一家小规模的五金加工场。
那是个经常有好消息的阶段。
我的伯父丁瑞清，抗战后期曾结交国民党的地下人员，胜利后，加入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义务警察大队，成为非正式编制的“义务警察”小头目。但上海即将解放时，他通过我父亲那位共产党同学李先生，开始为中共地下组织工作，最后参与策划义务警察大队的起义，保护当时的市政府档案资料等等革命行动也被记录在案。解放初期，因为全家族迁往海外的事，他随同我的伯公丁厚卿在巴西、香港待了半年多才回到上海，却没有因此惹上任何政治上的麻烦，仍然由上海市军管会鉴定为起义有功人员，授予了立功证书，妥善安排在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工作。
我姑父的弟弟，跟家里失去多年联系之后，突然也回到了上海。他从过去的一个学生，一变成为上海市军管会的一名军人干部，即便不是近亲，也使我们全家感到那种荣耀和喜气，感觉有了政治上的保障，家里日后生活，也应该会更趋稳定。
1952年3月的一天，“正丰号”面粉店的经营者之一，我叔叔丁瑞全像往常那样，走进四川北路海南路口的工商联办公室，参加工商业者文件学习，主要是听有关反对偷税漏税的报告和读文件。他们已经听报告、学文件好几个星期了，那天的议程类似于总结性质。先是有两三位工商业界的积极分子，上台对自己有偷税漏税的行为作现身说法的典型发言，启发大家挖掘思想根源。接着，两名干部上台对他们表扬一番后，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张表格，要大家向那几位积极分子学习，把自己以前有过的类似偷税漏税的事情填写在表格上，写上具体的数值。当时给叔叔的感觉是，谁写得多谁光荣，是靠拢政府、信赖政府的表现。于是他根据解放初还没有建立新的税收机构时，因为不知该怎样交、交多少而漏掉的税项，先大致估计了一个数值，按照保持中间状态的心理，参考邻座，填写了一个自己觉得满意的数值。
每个与会者都填完了表格，两个干部就让叔叔和其他人到隔壁的大厅里等着，说是后面还有事情。进了大厅，里面已经满满坐了一两百人，熟人间说说笑笑，气氛很轻松。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多钟，有几个干部簇拥着跃上了讲台，大声说，读到谁的名字，谁就出去排队。等到大概第四批的时候，叔叔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于是就跟着一个领队，随着其他二十几个人一起走到了大门口，听从安排，登上了一辆深绿色窗户有铁栏杆的大客车。大家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没有人感到惊慌，因为刚才还是在轻松地开会听报告，更何况那个身着笔挺的中山装、受到干部表扬的现身说法者，虹口区的政协委员，一个家在浦东川沙有好几个厂的“小开”，也在这辆车上，大家就更没有多想。
车子疾驶了半个多小时，开进一个挂着“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牌子的黑漆大铁门，迎上来的是疾颜厉色的持枪军人，所有人都懵了，脑子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随着前面的人，十个人一组，走进一个潮湿的、明显就是牢房的空间。很快就进来一个脸色铁青的干部，大声宣布：“从现在起，你们就是破坏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罪犯，偷税漏税的经济犯，你们要老老实实交待你们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接着进来一个拎着油漆桶的人，在每个人衣服后背上，用笔蘸着白油漆，写上一个五位数字，并大声命令人们重复喊叫，直到记住自己的囚号为止。
不到一个礼拜，叔叔和这些人仍然是十人一组，被带到一个临时法庭上。听取宣判时，后面还有好几个十人组在排队等候。大家都是一样的惘然、沮丧和麻木。那个现身说法的“小开”，听到自己已经被判处七年徒刑的时候，大声哭着跪下了。大家都看着他，说不出应该是恨，还是嘲笑，或是同情。
叔叔丁瑞全就这样被判了两年徒刑，家里人直到叔叔被送上运送囚犯的棚车时，才被允许见面，送一些衣物等。祖母和婶婶面对眼前的一切，同样是脑子一片空白。早上出去开会时还是好好的，突然人就不回来了，丢下二十多岁的妻子、五岁的女儿、三岁的儿子，成了罪犯判了刑被送走了。
上述背景，就是1951年年底，以“反对贪污，反对腐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一场政治运动。这原是以干部为主要对象，随着运动的进展，查处发现许多是与“奸商”、资本家勾结的案情，于是增加了关于偷漏税的两项指标，成为“五反”，运动的对象和范围涉及全社会，尤其是工商业界，目标明确地针对“奸商”和资本家。叔叔就是这个运动直接打击的对象。
家里发生了这样大的变故，在我幼年却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唯一不同的就是，母亲开始代替叔叔坐到了“正丰号”面粉店的大柜台边，成了小时候电影中的“掌柜”，我就此也不再跟着母亲去大舅舅家附近的幼儿园了。母亲自编自教的课程时断时续，我溜出后门，跟那些同年龄的邻家小孩学打“玻璃弹子”的机会，却是多了。
叔叔是在福建福清地区一个劳改队服刑，主要是开山筑路，那件漆着代替他名字的囚号的外衣，他整整穿了两年，直到1956年刑满释放回家。已渐渐懂事的我，记得他回家第一天，一直呆在房间里不出来。我进去看他，发现他在窗前，用沾着煤油的刷子，使劲地擦去那油漆的囚号。衣服已经泛白，那排号码已经斑驳，但仍然很坚韧，他擦了好久，效果并不好——煤油虽然可以融化油漆，却也使衣服的颜色很不自然，仍然带有着一种抹不去的特殊印记。叔叔一定是出于节约的目的，擦去那个刺目的囚号后，衣服还可以穿。不记得叔叔最后是否擦净了衣服上的囚号，但我却清楚地知道，我的婶婶，一个有教养、绝对善良的女人，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
我家是一个以祖母为核心的大家庭，婶婶从没与婆婆有过任何一次细小的争执，在我印象中，她也从没有与我母亲妯娌间有过些微口角，从没对叔叔有过一句抱怨，从没对我们这些小辈有过一次偏颇的对待。她的善良堪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女性。她逐渐变得少言寡欢，没有笑容，但即使是病情严重的时候，有时也会捧一小把当时定量供应的粉丝、几个香菇、一根香肠、一小碗绿豆汤，轻轻走进我们房间，放在我们手里，留在我们桌上。
叔叔刑满出狱之后的第二年，我又一个堂弟出生了。产后不久，婶婶的忧郁症发作，她总是听到耳边有异响，感觉活着没有意思。她彻夜无法入睡，总觉得有人在指责她、嘲弄她，甚至突然被一种无形的恐怖力量推动着、引诱着，冲到窗前推开窗户想跳下去。叔叔只能在窗框上钉几排一寸见方的木条，家里人每天轮流看护婶婶，随时准备拽住她。但这样的危情，每天都会发生。
至今让我无法忘记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下午，我和堂弟在我婶婶的床前玩，算是房间里有人陪她。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只见婶婶手中抓着的几根一尺多长的毛衣竹针，不知怎么就从她耳朵里扎了进去。随着她的叫喊，她的耳孔喷涌出许多鲜血，我和堂弟大声尖叫起来，本能地一起去拉住她。我当时强烈感受到婶婶那极度的痛苦，只有毁灭自己才能够解脱的痛苦。婶婶不顾一切跑下楼梯，冲出后门。母亲听到我们的惊叫，赶紧从自己房间赶来，边跑边喊，一直紧随婶婶身后，追到四川北路桥。跑在前面的婶婶竟然纵身跳入了苏州河，母亲吓得大叫不止，路边有个年轻人当时连衣服都没有脱，毫不犹豫跃入了河中。在众多路人的围观下，年轻人把婶婶救上了岸。大家都围了上去，母亲一时顾不上那位勇于救人的青年，等到回过神来再去找，才发现他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已经悄悄离开了。
婶婶就这样一次次发病出事，又一次次被周围的亲人和好心人解救回来。三十年后，家人庆幸终于可以结束那种惶恐、紧张和忧郁的生活了，无论是我的堂姐堂弟，还是作为她侄子的我，都没有留意她心灵深处的创伤。
直至1990年夏天，当时叔叔婶婶家的房子很小，二十四个平方米隔成前后两间，两个年纪已超过三十的儿子各带着妻小一起生活。这个狭小空间已经成为三个家庭的安身之处，夏天，他们常常在后门弄堂搭铺板睡觉。那时多数家庭都没有空调，许多上海人晚上在自家门口搭上一两块铺板，或是放上一张竹躺椅，围坐在一起乘凉聊天。但婶婶是一个非常传统和保守的女性，这样天天在众目睽睽下睡在露天，心理刺激一定很大，再加之夏天持续酷热难当，婶婶的忧郁症又一次发作了。一次乘人不注意，她吞服了大量安眠药，幸亏家人发现得早，送到医院抢救了过来。
这样的事在同一个夏天竟然发生了两次，婶婶第二次出院后，堂姐决定把她安置在自己家，离彭泽路的家也很近，走路不到十分钟。那也是个很小的住处，一座利用旧式石库门里弄水塔搭建的房子，顺着水塔的水泥承重柱，围成楼上两个小间，楼下是厨房兼过道。婶婶和堂姐以及两个小孩住在楼上，堂姐夫就在楼梯过道边每晚临时搭一个小床，早起时拆掉。一般来说，婶婶从楼上下来，必须越过临时搭建的小床，很难不惊动睡在楼梯口的堂姐夫。
可能是堂姐和堂姐夫那晚实在太累了，清晨醒来，发现婶婶已经不见了，楼下厨房的桌子上，放着一串家里的钥匙和一些零钱。他们本能地预感到出事了，急忙赶到彭泽路的家里，发现婶婶果然不在，立刻和我叔叔分头去找。
叔叔骑着自行车，从河南路桥沿着苏州河边，向东仔细寻找，发现邮政大楼一侧的河边，有一大堆人围聚着，几个中年人大声呼叫着什么，还有人向就在前面不到一百米的第一人民医院疾步跑去。我叔叔放下自行车就往人群里挤，眼前的情景果然不出他所料：我的婶婶，脸色苍白却平静安详地躺在河边的水泥地上，平静得只有解脱，没有怨恨。一个善良的女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她全身湿漉漉的，还在淌着水，像是多年来积累的全部眼泪。
叔叔家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的警察，在水上警察的配合下，很认真地在户口本上填上：邵丽铣，于 年 月 日不幸溺水死亡。
大姐打电话告诉了远在美国的我，听到这个噩耗，我没有流泪，没有哭泣。我独自开车到了“西来寺”，点上一炷香，在悠扬的梵音中，任由我的思绪和怀念远去，只希冀能追上婶婶慈爱善良的灵魂，送她一程，让她不要走得那样孤独，那样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