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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到忘年-不只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1930年深秋,巴黎沐浴在一片香风馥雨里。一个多雨的午后,她去宋庆龄在巴黎的临时寓所参加华人聚会。屋内,满室高朋谈笑风生,窗外雨珠敲打着的音符。她捧着莫奈的画册,坐在远离人群的角落,就着雨声,慢慢翻阅。她觉得自己前世是画家笔尖的一缕月魂,留待今生邂逅缤纷的色彩。还是妙龄少女时,她就对父母说,艺术注定是她最好最后的归宿,她的生命注定只属于绘画。

她是“民国奇人”张静江的掌上明珠,巴黎画坛如日中天的新起之秀张荔英。

张荔英童年在法国度过,打小她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艺术天赋。父亲张静江酷爱艺术,注重书画功夫,喜仿八大山人,爱练行书。他早年留学法国,不但学问渊博,才识过人,在商界也长袖善舞,曾在经济上资助孙中山及同盟会,因此深得孙中山器重,称他为“革命圣人”。张静江有五个女儿,个个貌美如花,聪明可爱。他十分重视子女们的教育,给她们西方开放式教育和。她们都先后在欧美读书,身上有一种自然爽朗的神气和潇洒大方的仪态,让当时上海人耳目一新,奉为摩登的典范。张荔英排行老四,对绘画有天生的好感觉,颇受张静江钟爱,他有意把她培养成艺术家,特意聘请了一位苏联油画家到家中教她绘画,让她接受美术启蒙教育。张荔英的童年和少年都泡在钢琴和色彩里。母亲姚蕙,能诗会画,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她又深受熏陶,可谓是“中西合璧”的名门闺秀。

张荔英遗传了江南女子的妩媚温婉,娇小秀气,姿容秀美,表面上像个柔弱女子,其实则不然,她崇尚英雄,性格刚强,绘画之余喜欢打网球、骑马打猎,全无一般豪门闺秀的文弱气。高中毕业后,她进入美国纽约艺术学生联盟进修一年,后赴巴黎美术专科学校接受私人美术训练,如饥似渴地学习塞尚和凡高的画法。终身与艺术结缘,抱定独身主义,就是那时候下的决心。开明的张静江,尊重了女儿的选择,没强加干涉。

张荔英在巴黎美专一读就是四年,她以独特的美术天赋,深刻体悟西方美术技法与审美精髓,西为中用,她注重画面中形体和色彩间的布局,力求达到一种和谐感,开创出清雅宜人、华而不艳的画风。年仅24岁的张荔英首次参加巴黎秋季沙龙,就受到艺评家赞赏。后来,她的作品多次入选独立沙龙及杜勒利沙龙。在20世纪30年代,亚洲女性画家的作品能够登上巴黎雄奇瑰丽的美术殿堂,极难能可贵,这对张荔英来说,是莫大的肯定与骄傲。

她没想到,在她的绘画事业如日中天时,她的会在这个秋天,这个平常的聚会上,轰然开场。

一切始于那个姗姗来迟的男人。当宋庆龄把他领到她面前时,她的眼睛还停留在手中画册上,莫奈魔幻般的色彩感总让她心醉神驰,在她心目中,世间没什么人能精彩过莫奈的画作。但陈友仁这三个字,还是让她微微抬起头,扫视了一眼面前人。

陈友仁的名字她是熟悉的,巴黎的华侨中,到处流传着他的美谈。陈友仁是民国传奇人物,被誉为“铁腕外交家”,在他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一举收复了武汉和九江英租界,这在中国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情。

她用画家的目光,捕捉眼前这个中年男人的线条:适中身材透着凛然气势,笔挺西服彰显出沉稳气度,金丝眼镜缓和了面部线条的冷峻,上颚浓密的胡须让整张脸生动亲切起来。用眼睛捕捉瞬间美好,是张荔英所醉心的印象派精髓,这一刻,她感觉自己实实在在地捕捉到了瞬间的美好。这感觉让她心如鹿撞。刹那间,她的脸绯红了,茫然中,她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向陈友仁。当她的小手被握在他的掌心时,他们对视了一眼,便迅速分开,可心底却似乎有千丝万缕的视线胶着在一起。再伟大杰出的女性,在爱情上,也是“寻常巷陌”的小女子,心灵深处,她们还是渴望爱。张荔英当然也不例外。

陈友仁说不清,在见到张荔英的那一瞬,心底升腾起的那种怜爱疼惜的感觉来自何处。一身巴黎新款大氅的她,微卷短发时髦又俏皮,眼神清澈而迷离,带着几分孤傲清冷,却掩藏不住纯真的气息。这样的不确定,对陈友仁而言是新奇的,他经历过的雨雪风霜,已让心变得模糊而僵硬,他丰富的阅历让他对感情无比确定。张荔英却颠覆了这一切。爱情让他的心重又柔软热乎起来。 这一年,她24岁,正年少,是巴黎画坛大红大紫的华人女画家;而他已55岁,原配妻子病逝四年,正走在日薄西山的后半程,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期已过,过着艰难的流亡生活。

“相逢何用早,契合有忘年”。真正的爱情,就是恩赐。陈友仁说,她是上帝送给他的礼物。张荔英也找到了心灵的琴瑟相和,他是她心目中的“天下第一美男子”。她写信给姐妹们说:“从一开始,在巴黎的时候,友仁一直都喜欢绘画,所以当我告诉他我要学美术,他不惊讶,只说那是好事,他帮得上忙……而且他随时都愿意为我摆姿势。”巴黎的日子,花好月圆,他们携手在塞纳河边漫步,并肩去卢浮宫看画展,他陪她参加法国画家沙龙,他们的瞳孔只有对方的影子。

爱情的魔力,一直都是无穷的。横亘在他们间的31岁的差距,早已灰飞烟灭,他们要长相厮守。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父母依然是“婚姻大事”的唯一决策者,儿女只能言听计从,绝对没自主选择权。但是张荔英却鼓起勇气,主动写信请求父亲同意。在当时,这算相当前卫的。张荔英在信中表示:自己自幼热爱美术,曾决定终身不嫁,但是在遇到陈友仁后,她抛弃了以前的想法,希望能与陈君结为夫妻。她言辞恳切,语气大胆直接,她要把幸福的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陈友仁也有一信同时寄给张静江,他与张荔英间的相爱之情。

张静江气不打一处来,把他们的信撕得粉碎。他气急败坏地说:“陈友仁年仅小我一岁,你要嫁给老头我也没有意见,但不能是陈友仁。”原来,陈友仁在政治上的观点与张静江也大相径庭,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二哥”,而陈友仁则是个不折不扣的反蒋强硬分子。

父亲的反对,并没令爱情怯步,他们共同穿越了舆论和亲情织成的惊涛骇浪,把爱情的小舟驶向了幸福彼岸。在巴黎,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老夫少妻,艺术家与政治家的结合,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但他们的结合幸福美满,“我刚从诺曼底度蜜月回到巴黎,看到你8月份的来信。是的,我结婚了。我们的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因而自然没有政治上的考虑在内。她和你岁数一样大,比你稍许矮一点。她很可爱且富有个性并意志坚强。在这儿的艺术界,她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画家。我非常非常地愉快。”婚后,陈友仁仍被通缉,他们居无定所,过着流亡生活。张荔英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不管多难,她始终跟丈夫站在一起,经风历雨,也吟风弄月。凄风苦雨,让两颗心靠得更近。

在法国期间,张荔英受巴黎印象派艺术馆馆长的邀约,开办一个中国风景画展。陈友仁事无巨细,帮助妻子操办,在艺术上也给了很大支持。抗战全面爆发第二年,他不顾被逮捕的风险,与妻子双双回到祖国。他一面陪妻子游历祖国各地景致,尤其是她祖籍浙江的很多美景,鼓励她坚持创作。另一方面他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水深火热的祖国不遗余力地奔走。一个新桐初引的清晨,她正对着窗外婉转的鸟鸣梳理头发时,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一伙持枪的日军,凶神恶煞般地冲进来,他还来不及将手中那杯亲手为她煮的咖啡递给她,他们双双被逮捕了。那是香港沦陷后第二天。一年后,他们被强迫移居上海,软禁于愚园路1136弄14号。失去自由的漫长岁月里,她成了他的“赵四小姐”,陪伴在他的身边,用女性的柔情照顾他,抚慰他。无奈又屈辱的“囚徒”生活,他们以彼此的爱取暖,以她钟爱的艺术取暖。他给她当模特,她用一幅又一幅肖像画,记录他们生命里的苦痛悲欢和风雅独自。

抗战胜利前夕,陈友仁不幸病逝。凄凄风雨中,她亲手送走丈夫,可他又何尝离开!按他的作息时间度过晨昏,以他喜欢的弧度微笑,听他听的音乐,看他看的书籍。不经意间会在一个寻常的细节里流下泪,恍惚中与他对话,却猛然发现,他已不在。少了生命的另一半,日子不是剩下一半,而是零。

幸好,还有她钟爱的绘画。艺术有时是疗伤的最佳良药。她彻底成为不问世事的艺术家,在绘画里,她找到他的身影,他的声音,他的温暖。也许是因巴黎有太多爱情回忆,让她不敢停留,也许是这个繁华的大都市,映衬得她的孤灯只影更加孤凄。她靠卖画所得,离开了曾无比钟爱的巴黎,前往新加坡定居。她独自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四十年,漫长的岁月里,她如牛反刍般一遍遍咀嚼他们灰暗乱世中炽热鲜亮的爱情。

爱到忘年,不只是一场风花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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