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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谁追谁啊

母亲到香港后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员,来往于香港、九龙、广州之间,为党的秘密机关传递情报。父亲算是母亲的上级,有时母亲还听父亲讲课,父亲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让母亲感到既好玩又亲切,但那时母亲并没有想别的。

此时的父亲已接近而立之年,从欧洲回来后一直子然一身。他注意到那个叫张瑞华的女机要交通员意志坚强,胆大心细,而且机灵秀气,于是在心里悄悄埋下了爱情的种子。终于有一天,父亲来到母亲的住处,略带羞涩地说:“张瑞华同志,我想找你谈一谈……”母亲以为是谈工作,说:“我今天没时间,要到九龙送文件,隔一天行不行?”父亲马上说:“可以,过几天我再来。”父亲说完就走了。

母亲去世前几年,家里的保健护士们趁母亲高兴的时候曾笑问她:“老奶奶,您和首长当年谁追谁啊?”

母亲笑着说:“当然是他追我了。”

护士们又问:“何以见得?”

母亲说:“在香港时,有段时间他常来找我聊天,我还不懂吗?”

是的,过了几天,父亲又找到了母亲。他们面对面坐着,忽然都脸红了。父亲毕竟更成熟一些,他镇定片刻,言谈中流露出对母亲的爱慕之情。我母亲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捏着衣角,手心里全是汗,低着头说:“我过两天再告诉你,行不行?”

母亲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是,广州起义最关键的时候,父亲叉着腰,镇定而沉着地指挥人們抵抗从观音山上冲向指挥部的敌人。平时,他不苟言笑,看上去听严肃,但又没见他发过脾气……

那两天,母亲的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个人”的影子。他严肃一点或严厉一点又怎样?“嗨,不怕他!”母亲轻松地笑了。

1928年4月,党组织批准了他们的婚姻。

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母亲搬出住处,提着一只小箱子,住进了父亲在香港皇后道的秘密住所。这一年,父亲29岁,母亲19岁,他们的结合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组织上规定,搞地下工作的同志,男的每月15元,女的每月7元,每人另有3元交通费。这么一点钱,又是在香港,还要不停地外出,生活自然非常困难。

整个夏天,父亲只有一件绉纱短袖白衬衣。他一进屋就脱下上衣,母亲帮他洗净,或者他自己动手洗净晾上,他只能穿一件背心在家里待着。母亲因为担任交通员的工作,为便于掩护,乘船要坐好一点的舱位,穿着也要符合身份,不过也只有两件比较体面的衣服,是当时时兴的旗袍。

有一次,母亲提出让父亲陪她到附近的商店逛逛,父亲以为母亲想买衣服,就陪她去了。到了柜台,母亲却让售货员拿过一件男式短袖衫逼着他试穿。父亲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又拗不过,可他真的不想为自己破费,眼珠转了转,便凑到母亲耳边说:“有情况。”他拉着母亲匆匆离开店铺。

等母亲明白不过是父亲玩的花招时,只能苦笑。父亲说:“就那点钱,留着给你用吧。”这话让母亲鼻子一酸,差点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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