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妮的父亲李树化，是祖籍广东梅县的泰国华侨。童蒙时期，李树化就返回祖国接受教育，在梅州中学读书期间，与同校学习的林风眠先生结为好友。辛亥革命后，林风眠组织了130位梅州青年出去看世界，李树化瞒着家人偷偷跑出来，随着同乡结伴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
1953年9月，福建上杭人袁迪宝进入浙江医学院学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公共卫生学科的大学生。他的俄文老师，就是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精通英、法、俄、德和中文的李丹妮。这位漂亮的混血儿，比袁迪宝大一岁。两人都有一双明亮聪颖的大眼睛，一见面，就彼此印上了友善和默契。李丹妮记得很清楚：“那是我这辈子当老师人数最多的一个班，120人！”身为班长和俄文课代表的袁迪宝，每次俄语考试都是满分。他的勤奋和优秀给丹妮印象深刻，而丹妮老师的专业精神也令他感佩不已。
李丹妮说：“我们接触得很多了，无意中我常找他，我想当时是我比较主动吧。”袁迪宝则回忆：“我们宗教信仰相同。再加上她经常给我拿字典、借参考书给我，甚至还有生活用品……毛衣之类，她也织过给我，白色的羊毛衣。我是很感动啊，那个时候我们可是穷孩子。”
不过她还是承认：“当时我们已经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我们两个很像，我们是一个人。”
命运
李丹妮身材娇小，可个性很倔强，认准了理就不会轻易屈服。有个例子：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国各地都隆重悼念。在浙江医学院举行的纪念活动，大家也都自觉戴上了黑纱，可是丹妮说：“我为什么要戴？我家里没有死人。”活动过程中，要多次举起手来喊口号，她感觉烦了，有同学怕她惹祸，拽着她的手举起来。
1955年8月初，因为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袁迪宝所在的浙江医学院卫生系要并入成都华西医学院。临走前，丹妮隐约看出了袁迪宝有心事。
李丹妮说：“那时我已经有一点预感，他有事不敢跟我说，也怕我难过，肯定是这样的。”花港观鱼的池塘里浮沉着七彩鱼群，坐在芙蓉花树下，迪宝忧郁地讲出了心事：原来在上大学离开家之前不到两个星期，迫于姐姐的压力，迪宝已经与匆匆相识的姐姐同事黄秀雪结婚。也就在同一时刻，丹妮还知道了迪宝马上要去成都。
李丹妮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没有权利把幸福建筑在另外一个女人的不幸上，“去抢别人的幸福，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
在袁迪宝快要离开杭州前往成都的时候，1955年8月5日，以三潭印月为背景，他俩在苏堤上拍了一张合影，这是青春容颜留下的最后相聚。
等待
然而，不论是言语上的“分手”，还是真正的分别，其实都没有冷却两人的感情。他们每天都给对方写信，每封至少两千字，为了省钱，攒足一周的信才一起寄出。
“我正在热烈地爱着你，我正在热烈的爱着你，日夜思念正像你也爱我一般，假如我在为你郁闷，祈求得到你的爱怜，为了得到你的爱怜，我宁愿粉身碎骨……我祈求上天赋予我们，赋予我们，赋予我们。”这是1955年9月17日晚，袁迪宝在公园柱灯下写的信。
都说爱情是自私的，但即使他们深爱对方，即使袁迪宝的婚姻更多是出于对姐姐的顺从，但他从来都没有离婚再娶的念头，李丹妮也从未想过要他离婚。
1956年3月末，李丹妮决定去找浙江医学院领导谈一谈，此时她已经在学校当了六年助教，60元工资也一动不动领了六年。李丹妮是生活在新中国的青年，在一个热爱国家的氛围中长大，她也渴望进步。她想问问，自己的前途在哪里？但是领导一句“我们总觉得你这么一个人，真是没有一点儿政治觉悟”，让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天主教信仰的背景，以及坚持自我的个性，使她与那个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原本是为了求一个期许和希冀，结果是，李丹妮带着一个突发的决定离去。回到家，她跟妈妈说，想离开这里回法国。只是她自己绝没有想到，这一走，55年后才能再见袁迪宝。
李丹妮回到法国后一直没有恋爱也没有结婚。她说自己知道：“他一直没有忘记过我，就像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写《混血儿》那本书时，人家经常问我，你这么一个女孩，我们不能相信，好像一辈子都没有人爱过你。我说，只有一个人住在我心里，只有一个男孩真正地爱过我，那就是袁迪宝。”
坚守
1956年7月12日，李丹妮和母亲到达法国马赛港口，她一心想着能见到从7岁开始心里就爱着的表妹了，没想到亲戚们却嫌弃从中国回来的她们。在上海离境时每人限带10美元，因此母女俩生活非常窘迫，而李丹妮的浙江大学学历，在里昂找工作也派不上用场。李丹妮为此一度常想自杀！她专门去一家药房穿了耳洞，借着皮肉的痛大哭一场，纾解悲伤。后来，远在泰国的祖母寄来了活命钱。此外，李丹妮用1年时间取得了速记打字的毕业证书，1957年7月1日应聘进一家公司，并在那里连续工作了17年。1960年，李丹妮获准入籍法国。
扶助
在中国，1957年7月，袁迪宝从成都华西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厦门市卫生防疫站工作。
李丹妮到了法国以后，还密切地与袁迪宝保持通信，她的信一开始是寄到防疫站。“哎呀，大家都来看我的东西，在50年代还比较开放，到60年代的话，就牵扯着意识形态，说你里通外国，不得了！”于是袁迪宝就让李丹妮把信寄到姐姐家。
1959——1961年，中国经历3年经济困难。恰恰在这3年里，袁迪宝的3个男孩子一个接一个呱呱坠地。李丹妮在与袁迪宝的书信来往中，知道了袁家的生活状况。虽然袁迪宝不肯，但李丹妮还是以法国公司寄商品的名义，不断地买奶粉、饼干、衣服、玩具等，寄到厦门。
“我不能告诉他们这是谁。有时我爱人看到我拼命看信，看英文信，会奇怪，我才稍微透露一些消息：说这个是我的俄文老师，对我非常好，给我的羊毛背心还在那里。就是这样子，也没有说很热恋的关系。我也告诉她，李丹妮写信来，问孩子需要什么东西。她说：”不要不要，不要麻烦人家！“
对此，李丹妮很坦然：”他后来还是很幸福的。几个孩子，你们看，都很好，是个很幸福的家庭。所以我有时候也想，如果当时我跟他结了婚，几个孩子会不会比现在更好。“
波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