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相信爱情，这个故事会带来温暖；反之，这个故事则会带来信念。
缘分
1926年，李树化娶了一位法国女子为妻，同年一起回到北京，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主任，与林风眠共事。1927年5月24日，李树化的独女在北京出生，起名李尘生，法国名字叫丹妮。后来，李树化又带上全家随林风眠搬到杭州，继续在西湖艺专音乐系任教。
1953年9月，福建上杭人袁迪宝进入浙江医学院学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公共卫生学科的大学生。他的俄文老师，就是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精通英、法、俄、德和中文的李丹妮。这位漂亮的混血儿，比袁迪宝大一岁。两人都有一双明亮聪颖的大眼睛，一见面，就彼此印上了友善和默契。身为班长和俄文课代表的袁迪宝，每次俄语考试都是满分。他的勤奋和优秀给丹妮印象深刻，而丹妮老师的专业精神也令他感佩不已。
李丹妮说：“我们接触得很多，我常找他，当时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俩很像，我们是一个人。”袁迪宝则回忆：“我们的宗教信仰相同。再加上她经常给我拿字典、参考书，甚至还有生活用品……毛衣之类，她也给我织过，白色的羊毛衣。我是很感动，那个时候我们可都是穷孩子。”
命 运
李丹妮身材娇小，可个性很倔强，认准了理就不会轻易屈服。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国各地都隆重悼念。在浙江医学院举行的纪念活动时，大家都戴上了黑纱，可是李丹妮说：“我为什么要戴？我家里没有死人。”活动过程中，要多次举起手来喊口号，有同学怕她惹祸，拽着她的手举起来。
1955年8月初，因为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袁迪宝所在的浙江医学院卫生系要并入成都华西医学院。临走前，李丹妮隐约看出了袁迪宝有心事。
李丹妮说：“那时我已经感觉到，他有事不敢跟我说，怕我难过，肯定是这样的。”坐在芙蓉树下，袁迪宝忧郁地讲出了心事：原来在上大学离开家之前，迫于姐姐的压力，他已经与匆匆相识的姐姐的同事黄秀雪结婚。也就在同一时刻，李丹妮还知道了袁迪宝马上要去成都。
李丹妮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没有权利把幸福建筑在另外一个女人的不幸上，“去抢别人的幸福，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
在袁迪宝快要离开杭州前往成都的时候，1955年8月5日，他俩在苏堤上拍了一张合影，这是青春容颜留下的最后相聚。
等 待
然而，不论是言语上的“分手”，还是真正的分别，其实都没有冷却两人的感情。
他们每天都给对方写信，每封至少2000字，为了省钱，攒足一周的信才一起寄出。
“我正在热烈地爱着你，日夜思念正像你也爱我一般，我在为你郁闷，祈求得到你的爱怜，为了得到你的爱怜，我宁愿粉身碎骨……我祈求上天赋予我们，赋予我们，赋予我们。”这是1955年9月17日晚，袁迪宝在公园柱灯下写的信。
都说爱情是自私的，但即使他们深爱对方，即使袁迪宝的婚姻更多是出于对姐姐的顺从，但他从来都没有离婚再娶的念头，李丹妮也从未想过要他离婚。
1956年3月末，李丹妮决定去找浙江医学院领导谈一谈。此时她已经在学校当了6年助教，60元工资也一动不动领了6年。李丹妮是生活在新中国的青年，在一个热爱国家的氛围中长大，她也渴望进步。她想问问，自己的前途在哪里？但是领导一句“我们总觉得你这么一个人，真是没有一点儿政治觉悟”，让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原本是为了求一个期许和希冀，结果是，李丹妮带着一个突发的决定离去。回到家，她跟妈妈说，想离开这里回法国。只是她自己绝没有想到，这一走，55年后才能再见袁迪宝。
李丹妮回到法国后，一直没有恋爱也没有结婚。她说：“只有一个男孩住在我心里，那就是袁迪宝。”
坚 守
1956年7月12日，李丹妮和母亲到达法国马赛港口，没想到亲戚们却嫌弃从中国回来的她们。母女俩的生活非常窘迫，李丹妮用一年时间取得了速记打字的毕业证书，1957年7月1日应聘进一家公司，并在那里连续工作了17年。1960年，李丹妮获准入法国籍。
扶 助
在中国，1957年7月，袁迪宝从成都华西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厦门市卫生防疫站工作。
李丹妮到了法国以后，还密切地与袁迪宝保持通信。1959——1961年，中国经历了3年经济困难时期。恰恰在这3年里，袁迪宝的3个男孩子一个接一个呱呱坠地。李丹妮在与袁迪宝的书信来往中，知道了袁家的生活状况。虽然袁迪宝不肯，但李丹妮还是以法国公司寄商品的名义，不断地买奶粉、饼干、衣服、玩具等，寄到厦门。
“我不能告诉他们这是谁。有时我爱人看到我拼命看信，看英文信，会奇怪，我才稍微透露一些消息说，这个是我的俄文老师，对我非常好，给我的羊毛背心还在那里。我没有说我们的关系。”
对此，李丹妮很坦然：“他后来还是很幸福的，有个幸福的家庭。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当时我跟他结了婚，他会不会比现在更好。”
波 折
1966年夏天，李丹妮收到一封从香港发出的匿名信。信上说：“不要再写信了，你在害人。”李丹妮一看就明白，这指的就是厦门的袁迪宝。她很害怕真的造成不幸的后果，于是马上停止了通信。
直到1976年，李丹妮按捺不住焦虑和牵挂，再次往防疫站的旧址寄出了一封信。此时，防疫站已经搬走，信很快就因“查无此人”而被退回。这是李丹妮保留的唯一一封自己写给袁迪宝的信：“……展开在我眼前的是你1965年5月12日的信，那似乎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通信……迟疑了很久，终于决定给你写这封短信，但愿你能读到它……”
李丹妮也曾经在1980年、1986年、2000年3次回到中国，但均未能找到袁迪宝。此后，李丹妮也就放弃了：“当时我想，算了，他的生活一定很好，孩子也大了。如果我突然出现，他会怎么想呢？”
重 逢
袁迪宝在70年代也写了七八封信给李丹妮，都被退回来。“我就以为她会不会到马赛、巴黎去工作了，地址变化了。我不相信她是短命鬼，她一定还在，一定会写信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