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1926年出生在云南省峨山县城，读完小学就没读了。16岁时，外婆把她嫁给县城里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少爷对她很好，给了她很多金银首饰，好看的衣服。母亲什么都不要，只要读书。夫家没法，只得送母亲去读书。母亲在峨山中学10班读初中时，已是快20岁的大姑娘了。
在中学读书时，母亲接触到了新思想。当时云南的地下党，在峨山中学秘密开展工作，好几个老师是中共党员，峨山中学初中10班的学生中，有不少对新思想感兴趣的青年。解放后成为云南省人大主任的李桂英，就是当时这个班内的新青年积极分子。
不久，母亲和她的初中同学李桂英，悄悄离开峨山县，进山参加了中共云南地下党的边纵部队。母亲被分配在余为民的四纵队，当团部卫生员。很快，母亲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时她已是要理想不要命的革命女青年，不想生出肚里的孩子，坚决要跟靠走私大烟和贩卖枪支发财的旧家庭决裂，要跟自己的丈夫离婚。
我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勇敢母亲，躲在深山老林，摸着渐渐隆起的肚子，心乱如麻。她找一些土坎，一次次往下跳，想把肚里的孩子跳掉。可那个睡在子宫里的小生命，一点不理解我母亲的革命理想，坚决不出来。于是我的母亲不得不躲进简陋帐篷，用说不清的什么方法，把肚里的孩子杀死，做了一次人工流产。
前久，我看见《玉溪日报》上追忆云南边纵女战士的文章，文中说她们雨天行军，冬天过河，夜间露宿在阴冷潮湿的森林里。那文章让我看得想哭。我那娇滴滴的可怜的母亲，跟她的那些同样孱弱的革命女伴，一起跋山涉水，右躲左藏，顶风冒雨。她们怀孕、产后、例假、受伤，跟男人一样战斗，其实还是女人。她们用女人娇弱的身子，跟恶劣的自然抗衡，跟强大的追兵周旋，只为冲破历史巨大的黑夜。
云南解放后，母亲分配到昆明工作。她响应党的号召，追随爱情，跟着在革命烽烟中结识的未婚夫战友，一路南下，前往云南最边远的地区，支援当地建设，去到墨江县、再去思茅县，最后定居在澜沧县。
母亲说，那些边远深山，根本就没有路，他们一路往南，披荆斩棘，行李靠马帮驮运，人徒步行走，还要提防沿路土匪的袭击。后来，母亲看到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曾低声哭泣。她哭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伤心和感慨，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由人，她劳改释放，在农场就业。
劳改是一场解释不清的噩梦。母亲在墨江县工作时，与相恋的男人结婚。丈夫很能干，是当时修思普公路（思茅至澜沧）的一名官员。一夜之间，母亲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她已经怀孕，入狱后孩子没保住，死在了肚子里，孩子的爹也没保住，他要继续进步，马上跟母亲离婚，修路结束后，他就回昆明了，消失在茫茫群山之后。
孤单的母亲，在监狱里寻死不得，才活了下来。
2007年，我为了寻访父亲母亲的足迹，只身一人回到农场，通过关系，我看到了父亲母亲的档案。它们黄黄的，厚厚的，散发着一股蒿叶般的苦味。我看到了父亲母亲的光荣战斗史，看到了他们蒙冤受难的历史。还看到了母亲作为一个女人正常的恋爱史。
那份恋爱史有些复杂。母亲1956年入狱，刑期5年。由于表现好，刑未满，就在农场医院做清洁工。她刑满释放时，医院来了一个同样在服刑的李姓男医生，李医生医术高超，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他狂热追求母亲，母亲无比惊喜，又胆战心惊。爱情在秘密的摸索中悄悄生长，他们万分小心，还是被组织的火眼金睛发现了。
爱情暴露，结果很惨。他们不得不赶紧向组织上交自己的恋爱信，用曾经写过恋爱信的手，重新写出一封封检讨书和悔过书。几十年后，我双手捧着他们亲笔书写的情书和检讨书，趴在档案桌上，哭得稀哩哗啦。
李医生终于没有做成我的父亲，他被严肃处理，调往边远的农业队种甘蔗和水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得再做医院的清洁工，被送去医院的菜地里种菜。
母亲每天顶着烈日，挑起沉重的粪桶，行走在厕所与菜地之间的土路上。她把粪水一瓢瓢浇给那些幸福的菜们，用锄头一锄一锄挖向菜地，手掌心磨破了，脚趾头被锄头挖伤了。
幸好出现了我的父亲。
这个男人，一直默默地关心我的母亲。他也是种菜的一员，看到母亲挑粪辛苦，他常把自己的粪桶挑到树阴下，迅速折回来，帮我的母亲挑粪。蔬菜在地里生长，另一个爱情事件，也在他们的身体里萌芽。他们肯定害怕，担心别人发现。可蔬菜即使不浇粪水，也会长大，只是长得瘦弱。爱情同样如此，尽管躲躲藏藏，心有余悸，爱情之苗同样会生长，无法阻挡。我的母亲无法拒绝爱情，那个男人也是，他终于做成了我的父亲。
母亲嫁给父亲后，心有所属，开始了幸福生活。
父亲极其疼爱母亲，视母亲为心尖上的宝贝。她不要母亲做一点家务。母亲只管上班下班，回家休息。可是，他们还是没能保住前3个孩子，母亲每怀孕一次，就流产一次。母亲为什么能保住我？为什么生下了我的弟弟？为什么后来怀孕后又流产？母亲无法说清，就像苍茫的历史无法说清。
母亲生我时，已经四十一岁，父亲四十岁。生弟弟时，母亲四十五岁，父亲四十四岁。
我八九岁时，父母从医院调到了后勤队。母亲在医务室当医生，父亲在木工房做木工。他们为人谦和，各有手艺，很受人尊敬。平时，谁家感冒发热，小疼小病，母亲保管手到病除。哪家生娃娃，都要恭恭敬敬请母亲去。母亲的双手，捧起过不知多少新生命。她在面对一个个产妇，面对一个个哇哇诞生的新生命时，会不会想起自己那些夭折的孩子？
母亲每次接生回来，都累得瘫倒在床。父亲伸出大手，帮母亲按摩身子。有时，按着按着，母亲就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有时，母亲替人接生回来，父亲早为她泡好了一碗红糖水，仿佛生产的不是别人，而是我的母亲。有时，遇到产妇难产，母亲半夜回不了家，父亲就打着手电筒，去产妇家门外守候，等着接母亲回家。有两次，我在半夜的熟睡中，朦胧看到父亲背着疲惫的母亲走进家门。
父亲很能干。在外，做得一手好木活。他做出来的箱子、板凳、桌子，精致又漂亮。在家，父亲包揽了所有家务活，做饭洗衣和腌咸菜之类活计，父亲也不让母亲沾手。他们相得益彰，一个忙里忙外，一个娴静淡雅，夫唱妇随，从未红过脸。
1979年，母亲平反了。她高兴得走出走进，坚持要回原单位，要离开农场。父亲不同意。我第一次听到了父亲母亲的争执。毫无疑问，父亲舍不得母亲离开，凭着第六感，他已经预见到了结局，母亲一旦离开，我们一家就再难团聚。
但是，母亲固执己见，坚持要离开“迫害”了自己二十余年的伤心之地。她要骄傲地回去，体面地站到加害于自己的人面前，让他们看到，自己好好地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双健康的儿女。
父亲走不了，他跟母亲不是一个原单位。
于是，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离开了农场，也离开了我的父亲。
母亲伤心的记忆结束，苦难的日子却开始了。我们姐弟俩，也跟着母亲受罪。
因为，我的母亲，从未做过家务，她离开丈夫，自己带孩子，手忙脚乱，不如如何收拾重新开始的生活。
在农场时，我们从来没有吃过一顿苞谷饭。母亲带我和弟弟离开农场，去到一个叫竹塘的地方，那里的口粮，要匹配一定数量的苞谷。我记得，那些苞谷颗粒饱满，金光灿灿，叫卡特苞谷，说是美国品种。粮管所卖出的卡特苞谷，有些是原样的滚圆颗粒，有些是机器磨成碎粒的。母亲不管那么多，买回的苞谷，都是圆粒整颗状的。
她把整颗的苞谷，和在大米里煮给我们吃。
母亲连大米饭也不会煮，要煮出混和着整颗苞谷的特殊的饭，问题就大了。她煮出来的饭，总是烂糊糊的，完全没有吃相。最初，我和弟弟觉得新鲜，还吃得好玩，不久，我们就觉得饭难以下咽。母亲哄我们吃，骂我当姐姐的不做榜样，不带头吃饭。可我想做好榜样，却咽不下那难吃的粗大苞谷米。我不吃，弟弟也不吃，一到吃饭时间，我们就哭闹。后来，母亲没办法，只好用少得可怜的工资，去黑市上买高价米。
吃肉也麻烦。那时，一家人一个月二两肉票，到卖肉的日子，我和弟弟跟着母亲，早早去排队。母亲把肉拿回家，却不会做。幸好，有邻居小赵？？帮助，她教母亲如何做肉。可母亲做出来的肉，又老又硬，味道单调，比父亲做的肉不知难吃多少倍。
从前我们跟父亲一起生活，家里永远有烧不完的柴禾。父亲常常进山打柴，我家草房的门口，总是码着一摞高高的柴禾。父亲是木工，下班时，还经常用围腰兜着废弃的木材边角料回家，我家的柴禾永远烧不完，灶窝里总是烈火熊熊。
忽然日子大变，父母分开，母亲独自带着我们生活，打不到柴，只能买柴禾烧。拉祜族村民卖一背柴，要5角钱，母亲多花了5角钱，我们就要少买好多其他东西，日子过得很紧巴。
父亲来看我们，为我们砍过两次柴。
两次以后，父亲再没有来竹塘。
因为，父亲并不是来为我们砍柴，是准备带我们回去。
第一次，他怀着怨气，也带着希望，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一踏进竹塘，就面露绝望，连说竹塘地方太小，比不上农场。他说农场中间是212国道，坝子好大啊，人好多啊，好热闹啊，前边是思茅城，后边是景洪城。哪像这里，解个手的都要爬半座山坡，落后。
他花言巧语，只为劝母亲跟着自己回去，全家人一起生活。
我觉得父亲说得有道理，竹塘就是落后，母亲把我们带来这种穷地方，我很不满。
母亲不听父母的劝说，坚持不回农场。
她解释说，澜沧县卫生局答应为我的父亲安排工作，让他去县医院做木工，那样，我们一家就能在县城里团圆。
最终，父亲的事没有办成，人家一拖再拖，说过的话早就忘记。
如果，母亲低声下气求人，或送礼搞点拉拢，父亲调动的事，大概也能办成。如果，父亲亲自出面，诉说夫妻分居之苦，流泪追述自己的革命经历，告诉人家自己曾经走南闯北，枪林弹雨，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也许人家会心软，把他调到我们身边。
可是，母亲没有向上面低头，她跑过几次，不见动静，就忍气吞声了。父亲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调动出马，更没有去找人哀求，或许他根本就不愿去求人。
我们一家四口，继续过着四分五裂的生活。
一年后，我去县城读高中，高中毕业，外出读大学，接着在外地工作。我读高中时，弟弟回到父亲身边读初中，然后去勐海县城读高中，接着参军，去了保山市。
我记得，父亲最后一次回来看母亲和我们，当时我正在做饭，他理直气壮地叫我走开，自己动手做饭。我洗衣时，父亲又抢过来洗，叫我去做作业。他边洗衣服，边骂母亲，说她不够格，说叫她回农场偏不回，日子过成这样，乱麻麻。那是我见过的最后一次父母吵架，也是最恶劣的一次吵架，因为，之后的近二十年里，他们再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1997年，父亲脑溢血，突然摔一跤。眼看自己的丈夫似乎要离世，我的母亲吓一跳，在医院惊慌失措地哭，叫来我和弟弟，要我们赶紧把父亲接回家。病中的父亲，就这样与我的母亲相伴，过了不到一年的家庭生活。
可他们已经很陌生了，父亲整日躺在床上，母亲一声不响，经常悄悄躲开，坐在门口，望着窗外遥远的落日。
父亲去世，我赶回老家，看到母亲摸着父亲的棺材，神情呆滞。一生的艰难爱情把她烤焦，她干涩的眼里，已滴不出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