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毕业那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当时，我加入了学校的一个红卫兵组织。身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臂佩红袖章。走在路上，自己觉得神气十足。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实在幼稚可笑。
1966年秋的一天，我和几个同学正在红卫兵指挥部里写大字报，外面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姑娘慌慌张张地走进来。她说自己住在我们学校附近，请我们去制止街道主任去抄她家。
“我爸是贫农出身，因为以前得罪了街道主任，所以他现在借运动要整我爸!”姑娘十分焦急地说。
我觉得这姑娘有些面熟，便仔细打量了她一番，她也正盯着我呢。在对视中，我和她不约而同地叫出了对方的名字。原来，她是我的小学同学——荣。听说她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一直在家待业。几年不见了，没想到我们竟在这个场合见面。
有了同学这层关系，再加上我对街道主任挟私报复感到气愤，便和几个同学急匆匆地随荣来到她家。当我们赶到时，果然见一个中年男子领着一伙人，张牙舞爪地正要冲进荣的家。我一下子跳到那中年男子面前，大声喝道：“不许胡来!”然后，我掏出《毛主席语录》，念了其中一段，至于是哪一段，现在已经记不清了。那中年人大概心中有鬼，见到这阵势，露出疑惧的神色。我趁热打铁，与几个同学使了个眼色，高举起“红宝书”，喊道：“谁打击贫下中农，就叫他灭亡!”几个同学也随着我高呼口号，引来了一些人驻足围观。中年人见事不妙，说了一声：“撤!”便领着他的同伙灰溜溜地走了。
打那件事以后，我和荣的距离明显拉近了。荣常来学校看我，有时和我闲聊，有时帮我贴大字报。荣很温柔，人也长得漂亮。她多次请我到她家做客，荣的父母对我很好，我每次去她家，他们都给我做好吃的。
荣与我逛街时，多次倾诉了她对我的仰慕之情，委婉地向我表白了爱恋之意。她的那些话，使我脸红心跳，心里像喝了蜂蜜似的。在和荣相处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很高兴，连走路都在哼革命歌曲。那段日子，我特爱照镜子。有一天，我在家里翻出小学毕业时的合影，在那张发黄的照片上，我一眼就认出了梳短发的荣。在那个年代，我和荣的恋爱，毫无浪漫可言，我和她甚至连手都没拉过。
1966年冬，我和同学组织了一支“红军长征队”，准备从沈阳徒步走到革命圣地延安。荣很羡慕我能有这次机会，为自己不能随同我一起去“长征”而感到遗憾。
那天晚上，由7个人组成的长征队在学校里召开了最后一次筹备会议，研究“长征”的路线，并准备第二天从学校出发。散了会，当我走到荣家那条胡同时，荣已在路灯下等着我。当时，她送了我一条手帕和一本日记，日记本里还夹着几张邮票。她让我把“长征”沿途的趣事都记下来。那天晚上，我和荣在那条胡同里不知来回走了多少趟，也不知唠了多少嗑儿。她叮嘱我，一路上要保重身体，每天睡前一定要用热水洗脚。她慢声细语地说着，恋恋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1966年11月24日早晨7时，我们的长征队从学校出发了。我高举着红旗走在队伍前面，在冬日的寒风中，红旗猎猎，引来了不少行人异样的目光，不时还有人凑上来，问我们要到哪里去。经过荣家那条胡同时，荣站在家门口，朝我摆手，我冲她笑了笑。
在后来“长征”的日子里，我在锦州、天津曾给荣寄过信。在信中，我叙述了“长征”途中的所见所闻，也表达了我对荣的思念之情。
1967年春节过后，我“长征”归来。回到家的那天晚上，从母亲口中得知，在我离开沈阳的那些日子里，荣常到我家看望母亲，而且每次都不空手，不是买水果，就是买点心。母亲对荣的印象挺好。
第二天，我见到了荣。她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我把从延安带回来的一枚毛主席像章送给荣，她高高兴兴地把像章戴在胸前。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1968年9月15日，我和同学们胸佩大红花，要到铁岭农村插队了。临行前荣送我到学校，望着我登上汽车，挥手与我告别。
我下乡的第二年，父亲因为对林彪、江青的倒行逆施看不顺眼，说了几句真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10年，关进了监狱。那年冬天，一个飘雪的日子，我从乡下回沈阳探亲，才知道父亲的事，当时只觉得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心里难受极了。
那天傍晚，雪花纷纷扬扬。在荣家门口，我把父亲的事告诉了荣。她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眼泪也簌簌地流出来了。我和荣在马路上默默地走着，一直走到天黑。
我在家只呆了两天，就回青年点了。临走，我没有去和荣告别。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儿子，怎么能再去连累别人呢？从那以后，我们没有再联系。
就这样，在那个多雪的冬天，我告别了我朦胧而苦涩的初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