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珍是中上之姿的女工，在上海的弄堂里长大。她也有过憧憬爱情的季节，但是知道生活不是做梦。
少珍26岁时谈过一次恋爱，因家里姐妹多且家境清贫而不受对方家长喜爱，这段恋爱告吹三个月后，她答应去机场接一个男人。少珍想嫁人，有自己的小家，过平安的日子。少珍也想为父母做点什么，让操劳一生的老人过舒适的晚年。少珍对介绍人说，年纪大点也没关系，只要人好，两个人如果都心好，总能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
少珍去机场接的是铃木，一个日本男人，叫铃木宏男，某中小企业“平社员”，即无功无过一直没有升迁的老好职员，一个乐呵呵地上班下班、喝酒、回家睡觉的男人。年龄、长相、前景，在日本都不是受年轻女子青睐的。他去上海见蔡少珍——一个别人为他介绍的中国女子的时候，刚过45岁生日，少珍则是29岁。
虹桥机场，站在介绍人身旁的少珍披着长发，笑盈盈对铃木低下头去。机场外，正飘着上海黄梅天的细雨，铃木很自然地走进少珍已经打开的尼龙伞下。没有交谈，偶而对视一眼，客气、尴尬而温和地彼此笑一笑。
彼此满意的初见让以后几天的行程按部就班——见少珍的父母，去豫园逛街，设宴招待亲戚们。这一切都由介绍人陪伴，若非此无法交谈。
晚宴上，少珍的亲戚们笑着说着，评论着也许将带走少珍的男人。铃木听不懂，但知道他们在议论他。他很窘，知道自己并不英俊，且比少珍大了许多岁。宴席将尽，铃木拿着他的黑提包，走到少珍母亲身旁，捧出他带来的500万日元，让介绍人翻译：“我在日本不算有钱人，爱喝酒，工资都用在下班后喝酒上了。这是这些年的积蓄，给你们在上海买房养老，谢谢你们养大少珍。以后我有了少珍，就不去酒吧喝酒了，我们自己还可以储蓄。”
500万日元对于少珍的家是一笔大数目，对于铃木也同样。是钱代表的诚意让少珍的母亲放了心，她叫过来少珍，说，看来是个实在的人，过日子的人，你等一下送人家回宾馆吧。铃木明白后，欣慰地说了三个字：谢谢妈。发音古怪，语调拖长，引得一屋的人笑。铃木自然不知道别人为何笑，但知道他就要有一个看起来善良温柔的妻子了。
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办结婚手续，铃木回日本，少珍学日语，然后，看着父母离开亭子间住进新房，少珍来日本，开始新婚生活。
是的，没有丝毫浪漫。少珍被铃木接到家，是日本为低收入者提供的低房租住房“公团住居”，两间小房的纸门斑斑驳驳，陈旧而寒酸。铃木说你别嫌弃，我的钱给你父母了，老人家应该过得好点，他们把你养得这么大呢。先让他们住好，我们再挣，再买。
初夜，铃木放好一缸洗澡水，让少珍先去洗。只在公共浴室的莲蓬头下洗过澡的少珍面对一缸清水一筹莫展。她不知道日本人是习惯泡澡的，一弯腰，在浴缸里洗起长发来。铃木看见了，指手画脚，却没有足够的中文能够说清。他们的新婚生活是在只言片语、手势、汉字笔谈，以及身体语言里完成的。这些没有影响他们相互依赖之情与日俱增。半年后，少珍有了身孕，日语也说得明白起来，生活里说笑声代替了从前尴尬无声的相对傻笑。
婚姻本是磨合，何况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生活习俗的不同闹出过许多诸如浴缸洗头的事。而尽管少珍对自己的烹调手艺很自信，对油腻的中华料理皱眉的铃木却无福消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少珍炒菜给自己吃，尔后在男人要下班前为他去超级市场的熟食部买寿司、生鱼片或日式盒饭。
铃木对生活上的不方便安之若素，因为有了中国妻子，对中国满是友好心情。若是在电车上被中国人问路，他总是满脸笑容地向人解说，如有时间，甚至下车将人送到目的地，外带买了罐装饮料塞给人家。对这被少珍称为“神经病”的行为，铃木理直气壮：“中国人多不容易，出门在外，不会日语，像你刚来那时，我如果卖了你，你也不知道呀。”
日子平静安稳，男婴诞生，取名“希望”，少珍跟着铃木用日语唤他，“望”的日语发
音接近中文的“宝”，于是少珍有了希望，有了宝，愈加安然地为人妻与人母。少珍坐月子，为上海的母亲办了探亲手续。三个月时间，铃木每天用惟一会的中文大声招呼：“妈妈，吃饭。妈妈，谢谢。”探亲期满，铃木送丈母娘去机场，又塞给老人5万日元，是他从零用钱里省下的，说是怕妈妈路上不熟悉，多带点钱，放心。
若要找生活中的不满，便是铃木有时仍恶习惯不改，下班喝酒到深夜才归。少珍不会吵架，她哄睡了儿子，就站在窗口。看丈夫汽车来了，就下楼，站在楼梯口不说话，吓死他。铃木没有被吓死，却满怀愧疚，渐渐地下班便回家，为儿子洗澡喂饭。
希望两岁，少珍将他送入托儿所，自己开始在盒饭店打工。“看看，我爸妈住上新房子，我们倒住得像贫民窟。我们总也要买自己的房子。”少珍笑眯眯开始了一边照顾儿子一边打工的生活，骑着自行车去盒饭店的时候，她感到日本春天的风很柔和，像是从前在上海，骑车去上班一样。不过，现在她心中更安定而温暖，知道这里有她的归宿，知道她与丈夫间已满是关怀的感情——那可以与爱情无关，但是足够他们养育希望，过一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