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6岁那年，父亲就因贫病交加而去世了。母亲带着他们兄弟二人，寄居在长沙城里，生活更加艰难。母亲整天为别人浆洗衣服，做针线活，换取菲薄的报酬，一家人只能勉强糊口。幸亏得到姑母的帮助，他和哥哥范源濂才有机会读书识字。不知有多少夜晚，小旭东看着妈妈在昏黄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为别人缝制衣服，只觉得妈妈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他心里好难受好难受！但是他毕竟太小了，还帮不了妈妈的忙，只有努力学习，不辜负妈妈的期望。
哥哥范源濂也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在13岁那年就考中了秀才。白天，他在长沙岳麓书院攻读，晚上回来，不但要帮妈妈料理家务，而且要教弟弟识字念书。夜里兄弟俩同床而卧，到了寒冷的冬天，破屋漏风，被子单薄，哥哥便紧紧地把弟弟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弟弟，共同熬过漫漫的长夜。艰苦的磨炼，使得范家兄弟从小就养成了坚毅顽强、不屈不挠的性格。
19世纪末，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正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有志气的中国人，纷纷起来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湖南的知识分子更是走在前面。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当时“变法维新”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形成风气。范源濂考上了维新派办的时务学堂，在倡导变法维新的学者梁启超的指导下学习文学和时政，寻求救国的真理。范旭东也经常接触到哥哥从学堂里带回来的讲义和笔记，以及宣传变法维新的《湘报》、《湘学报》等报刊，有时还跟着哥哥一起去听讲演，贴传单，参加革命活动。
可是，1898年爆发的戊戌变法运动，很快就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维新派人士纷纷被捕，范源濂也成了清政府的追捕对象，只好逃往日本避难。范旭东也不得不离开母亲，到长沙北乡去投奔哥哥的好友吴镜蓉，在吴先生的指导下读书学画。两年以后，又一次革命风潮来临，范源濂得到消息，迫不及待地从日本回国，参加这一革命义举。可是，由于汉口的一个秘密组织被清政府破获，清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捕革命党人。这年8月，范源濂只得再一次逃往日本，并且把弟弟也带往日本东京求学。
范旭东虽然还是第一次到东京，可是他没有心思去游览日本的风景名胜。他一头扎进清华学校，苦学日语，后来又考进冈山第六高等学堂学医。当时，梁启超有一个说法：“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这话在留学生中很有影响。范旭东也认为，要拯救祖国，必须从教育和医学开始做起，用教育来启发人民的智慧，用医药来医治人民的疾苦。他亲眼看到日本的科学一天天兴盛，工业一天天发达，国家一天天强大，因此立下志向，要走工业兴邦、科学救国的道路。1908年，他从冈山学堂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深造。范旭东把全身心都投进化学知识的海洋中，在课堂上，他全神贯注地听讲；下课以后，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在实验室里，他废寝忘食地做化学实验……他的身体本来比较弱，为了能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学习，他加入了东京武术研究会，学习柔道、击剑、射击和骑马，通过这种锻炼达到健体强身的目的，保持旺盛的精力完成学业。同时，他还利用假期，到日本各地去参观考察，探索日本国家强盛的原因。哥哥回国以后，他便常常到戊戌政变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那里去请教，思想上也有很大的进步。
1910年，范旭东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因为他品学兼优，所以被帝国大学留校做研究工作。这一年，他与在东京留学的湖南同乡许馥结了婚。
第二年秋天，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范旭东在海外听到这个喜讯，顿时热血沸腾。他与妻子商议说：“我在帝国大学工作，虽然收入不错，生活安定，但我们都是中国人，现在国内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也应该回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妻子许馥也是一个爱国者，十分理解丈夫的心情，于是夫妇俩毅然离开日本，日夜兼程回到了祖国。
这时，中华民国政府已经成立，梁启超被委任为财政总长，他听说范旭东回国，便很高兴地聘请范旭东到财政部工作，负责整顿货币。可是，不久范旭东就发现了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向上报告却无人来管。他不愿与这种人同流合污，便愤然辞职。正好他的哥哥范源濂担任了教育总长，哥哥知道他热爱化学，设法安排范旭东到财政部所属的盐务机关工作。
范旭东懂得盐不仅是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而且是许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他首先考察了国内的盐务状况，看到外国的洁白晶莹的食盐遍布中国市场，而国产的食盐有害物质含量很高，有害于食用者的健康，无法与外国盐竞争。他决心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要利用祖国丰富的海洋资源，提炼出精美的食盐来。
他的想法得到了哥哥的支持。范源濂又为弟弟争取到一次到欧洲考察盐务的机会。范旭东用近一年的时间，考察了欧洲各大工业强国，调查了奥地利的盐专卖法，研究了奥地利和英国的制盐方法和设备……然而，在领略西方工业文明的同时，他也饱尝了受人轻视的屈辱。一次，范旭东来到号称“世界碱工”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考察，傲慢的主人竟摆出一副嘲弄的姿态，把他引进了锅炉房，目中无人地说：“你们中国人是看不懂制碱工艺流程的，还是参观参观锅炉房吧！”范旭东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对大海起誓，一定要兴办中国自己的化学工业！强烈的事业心，使他在旅途上就钻在船舱里，夜以继日地赶写建厂计划，设计制盐方案，准备回国后大干一场。
可是，范旭东没有想到，国内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一心忙着自己上台做皇帝，根本不管国家的正事。范源濂已经辞职，财政部和盐务机关的首脑也换了人，范旭东的考察报告和办厂方案呈报上去就没了消息。失望之余，范旭东没有泄气，他更感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决心自己来筹备资金办厂，为中国人民造福，为中华民族争气！于是他毅然辞去了公职，放弃了生活上的优厚待遇，离开了政治中心北京，开始走自己的路。
谈到化学工业，就离不开酸、碱、盐。针对中国盐的资源丰富、而制盐工艺又相对粗糙的特点，范旭东决定从研制精盐入手，首先改变中国食盐质量差的现状。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喂养牲畜；可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结果被西方国家讥笑，说中国人是“食土民族”！这样严酷的现实，让范旭东痛心疾首。1914年冬天，范旭东冒着凛冽的寒风，一个人来到天津塘沽。义和团运动期间，这里曾受到八国联军的洗劫，至今仍是一片凄凉。但同时，范旭东也看到，这里盐蛇遍地，无边无际，如冰似雪，一片晶莹。他不禁感慨地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不能树立发展祖国化学工业的雄心，那就大没有志气了！”他在附近荒凉的渔村中，开始了研制精盐的试验，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终于将粗黑的海盐变成了雪白的精盐，氯化钠的含量达到了90％以上。
久大公司生产的精盐，以五角形“海王星”为商标，由于价廉物美，一上市就受到中国广大消费者的欢迎。然而，外国盐商和中国盐霸却认为久大公司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于是狼狈为奸，处处同久大公司为难。他们一边“强烈要求”北洋政府禁止久大公司继续生产，一边散布谣言，说“久大精盐有毒”、“精盐没有海盐咸”等，破坏久大精盐的声誉和销售。英国驻华公使甚至妄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久大公司的运盐船出港。
范旭东不屈服，他以毒攻毒，通过老朋友杨度的介绍，把久大精盐送到了袁世凯的餐桌上，得到了袁世凯的好评，获得了长江一带5个口岸的销售权。北盐南下，市场大开。同时，他又争取到了北洋政府副总统黎元洪的投资，不但得到了官方的保护，而且扩大了生产规模，降低了成本，也就提高了产品的竞争能力。
碱被称为“化学工业之母”。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碱市场却一直被英国卜内门公司所垄断。山东曾经有一位姓葛的有识之士，创办了鲁丰碱厂，要与洋碱争个高低，可是由于斗不过洋碱，很快就倒闭了。卜内门公司在中国的经理李德立曾公然扬言：“卜内门在中国有如铜墙铁壁，不怕任何人进攻！”
范旭东不信这个邪，他下决心要制造出国产碱。早在1917年，范旭东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筹划创办制碱厂了。他预料办碱厂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故意将厂名定为“永利”。1919年，近代中国最大的制碱厂——永利碱厂在天津塘沽破土动工。听说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开办碱厂，李德立阴阳怪气地对范旭东说：“碱在贵国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您现在来办碱厂还是早了一些。依中国的条件来看，再过30年办也不算退！”范旭东针锋相对地回答道：“我只恨没有早办30年！事在人为，落后了就要奋起直追。现在来办，还不算晚！”
永利碱厂计划以海盐为原料制碱。可是，当时中国的盐税高达海盐的成本数十倍，而且盐税特权被英国人把持着。英国人为了继续垄断中国的碱市场，千方百计破坏永利碱厂的兴办，他们不但坚决反对范旭东所要求的海盐兔税，而且造谣说：“海水不能制碱。”范旭东四处奔走，在财政总长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终于争得了海盐免税的权利。
范旭东不但要制碱，而且要用当时世界上最新的“苏尔维法”制碱。这种方法虽然问世已经有50年，却一直被西方少数几个国家所垄断，严格保密。范旭东横下一条心，在自己家中，开始了以苏尔维法制碱的实验。他托人用重金从英国人手中买到一份关于苏尔维法制碱的简略资料，又从上海请来了大效机器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王小徐。两个人埋头苦干，根据苏尔维法制碱的工艺流程，设计制造出一座小型石灰窑，再投进海盐和石灰进行冶炼。经过大胆的摸索和反复的实验，终于获得了成功，首次造成了9000克的人工碱。
范旭东知道，兴办现代化的工厂，需要大批学有所长、志同道合的人才。他请在美国的华裔巨商李国钦帮忙物色化学人才。经李国钦的苦心游说，终于为永利碱厂聘请了3位技术大师：一位是先后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博士侯德榜，一位是获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孙颖川，一位是美国帛碱专家李佐华。这3位学者先后赶赴塘沽，为建造永利碱厂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年趁火打劫未成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这时又生出一条毒计，仗着财大气粗，企图用压价竞销的手段，挤垮立足未稳的永利碱厂。他们在中国市场上无故将碱价压低，一直下降到原价的40％，迫使永利碱厂只得跟着降低售价，大受损失。范旭东以牙还牙，利用他对日本碱市场的熟悉，巧妙地将价格大战引向日本市场，并且以比英商还低的价格出售产品，迫使英商在日本市场上也降价销售。但是，永利产品在日本的销售量只有英国产品销售量的1/10，结果英商的损失比永利碱厂的损失要大10倍！英国商人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只得甘拜下风，主动与永利碱厂讲和，并签订条约，规定英商在中国销售纯碱的数量，不得超过总销售量的45％，而永利碱厂可达55％；同时，英商如果要调整在中国市场上的纯碱价格，必须征得永利碱厂的同意。
在国内外的一片赞扬声中，范旭东鼓励侯德榜写一本制碱的学术著作，以揭开制碱工业的神秘面纱。他说：“我们不要学苏尔维的保守，我们要表现中华民族的崇高气度！”1933年，侯德榜的《纯碱制造》一书出版，轰动了全世界。现在轮到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总裁到中国来参观了。他一再表示，对范旭东等人能创造出如此先进的碱厂感到惊奇，希望能详细参观永利碱厂。范旭东没有忘记当年在卜内门公司受到的屈辱，于是他又一次以牙还牙，幽默地领着“老朋友”参观了永利碱厂的锅炉房。
重庆各界人士为范旭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派了代表前往吊唁。毛泽东同志送的挽幛悬挂在范旭东遗像的对面。上面是他亲笔题写的“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八个大字。《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说：“范先生的半生坎坷，象征了数十年来中国民族工业的坎坷！中国如不能独立自主，中国政治如不能走上民主的道路，则民族工业是没有方法发展的……假如范先生的心血是灌溉在民主国家的土壤里，我们知道他们的果实一定比现在更加丰硕，更加美丽！”
1949年6月至7月，范旭东的灵柩辗转经南京、上海、天津，接受他创办的各厂职工和社会各界的哀悼。7月18日，范旭东先生的遗体安葬在北京西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