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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记我家的保姆李佩

  这篇文,是写我小时候保姆的故事。

  保姆李佩,清贵胄家族的儿媳。新中国初建时,她走进共和国创建者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家庭,走进中南海十七年。当领袖为实现“理想”引发了一场动乱,她又为受难者的儿女,支起一片避风的港湾。

  

  父母尊敬她

  1950年1月30日,姐姐出生了。建国初是供给制,母亲所在的全国妇联机关统一给生了孩子的领导干部找保姆。命运,就这样把李佩带进了我们家,无论平静的日子,还是风雨如磐的岁月,都无法分开。

  我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的“延安人”。进城后,母亲董边从事妇女工作,主编《中国妇女》杂志十七年;父亲田家英1948年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他们的绝大部分时g属于工作,我和姐姐是在保姆的呵护疼爱下长大的。

  李佩原名李贤佩,去妇联应聘时,她把“贤”字去了。我们叫她“阿姨”。“阿姨”在我们孩子心中,是和自己妈妈有所区别的“妈妈”。我们几个孩子,从小怕她又恋她。母亲放心她,把家都交给她。父亲比她小十一岁,可以说尊敬她。

  我家吃饭,用的是一个矮圆桌,一边一个木扶手旧沙发,这是母亲和阿姨的专座。父亲从来和我们坐小板凳,且总是靠墙根坐。说到乐事儿,父亲爱仰天大笑,靠得一背白灰。这时候,阿姨总会边帮父亲拍打衣服,边数落着:“挺大的爵儿位,看邋遢的。”

  父亲去世前几天,全家围坐在圆桌边吃饭,阿姨看出不祥的兆头。她后来和我说,“那天吃饭,我一抬头,见你爸眉头紧锁,两道抬头纹竖起来,我心里头咯噔一下,不是好兆啊。”她的老话老理多,她信就灵。

  那时的我们,谁也不知道阿姨的身世。

  1958年秋,父亲见阿姨连着几个星期天有事,随便问了句,“干啥子去嘛?”阿姨说,婆家为分房,打官司呢。父亲半开玩笑:“李佩,你还要当小业主啊?我还是个无产者呢,咱们是一家,我这儿养你老了,以后一起生活。”如果说,父亲的话前半句有点玩笑的意思,后半句可是实实在在的真话。给阿姨养老,是我们全家人的共识。

  五六十年代,“小业主”是很不名誉的出身和成分。父亲一句话,让阿姨放弃了房产——就跟着共产党的这个好人家,奔吧。

  我们全家是1958年搬进中南海的。

  1949年8月父亲随毛泽东进中南海,一直住在丰泽园西边不远的静谷。

  “静谷”是一个有院墙的园子,偌大的园子里只有父亲住的靠西墙的三g厢房,据说是当年太监住的下房。园内古木林立,苔草丛生,一条条碎石小路,曲曲弯弯。早晨满园雾气,太阳穿过树叶遮蔽的缝隙,婆娑地射进来,雾才一点点散去。乌鸦会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呱呱的叫声,给静寂带来一阵喧闹。一次,姐姐和我说,静谷的乌鸦真坏,今天它们把屎拉在正在院里刷牙的爸爸的牙刷上了,我们笑得肚子都疼了。

  1959年秋,与静谷相邻的供首长休息娱乐的场所春藕斋要修缮,静谷也在修缮范围,父亲才搬进永福堂。

  这是一组院落,由北向南一院套一院,从北头过来依次住着陆定一、张际春、我们家:陈琮英(任弼时夫人)、胡乔木、杨尚昆,但院落的格局不尽一样。

  永福堂最早是朱老总住,以后是彭德怀住。彭老总在永福堂住了近七年,庐山会议后去了海淀的挂甲屯。从1959年到1966年,我家在永福堂也住了近七年。

  永福堂是个只有大北房、东西厢房的三合院,北房两边各有一个小耳房,前院正房是永福堂院子的南墙。

  然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家。父母亲住永福堂,我们小孩随阿姨住在中南海乙区称做“南船坞”的一座三层灰楼(也叫南楼)。楼里住的多是中央警卫局的干部、医务人员,知名的有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副局长王敬先、毛崇横、田畴,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等人的家。警卫局是保卫毛主席的“禁卫军”,我想,父亲没让我们和他住一起,是为了他随毛主席夜晚工作、白天休息的需要,他把我们安排住在保卫毛主席的一群人中g,当是最最放心的地方了。

  南楼的家就是阿姨管的家。再早,母亲带着我住在《中国妇女》杂志社,以后又住过万寿路父亲主持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大院。无论住在哪里,孩子都交给阿姨。阿姨从不休假,从不离开我们。

  阿姨人勤快,讲脸面。高高的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月白色的大襟小褂,一看就是个利落能干的人。

  提倡“爱国卫生运动”的年代,机关三天两头检查卫生,每查到我家,检查人员从不进门——“李佩这儿甭查,连床底下都是亮的。”

  按季节,我们几个孩子的衣服,该穿什么穿什么,棉衣棉裤也分薄、厚。阿姨一年要做十来双鞋,我们的、她的儿女的、她自己的,都由她一手缝出来。阿姨的针线活做得好,针脚细致又齐整。

  阿姨还做得一手北京饭,讲究什么节气吃什么。菜经她一炒,又香又好看。父亲是地道的四川人,爱说、爱吃、爱下馆子。可他也爱吃阿姨做的饭,连窝头都抢着吃,一手抓一个,说怕吃完没了。

  母亲后来对我们说:“小事找阿姨,大事找你爸,我没为孩子的事请过一天假。”

  依恋

  我五岁开始记事。第一次清晰的记忆,是我趴在阿姨背上,抱着她脖子哼叽。阿姨背着我一圈圈地在屋里转。我出水痘了。

  母亲后来说,你阿姨背了你一周,听说出痘子怕光,阿姨用红布把灯遮住,生怕落下什么毛病,你可不能忘啊……

  小时候,姐姐上香山幼儿园,家里只有我,我就像个尾巴,阿姨走哪我跟哪。

  从小到大,母亲从来没碰过我们一指头,阿姨却常常用笤帚疙瘩打我们屁股,作为对我们犯错误的惩罚。

  我几个月大时,姐姐小,不懂事,用脚踩我肚子玩。阿姨急了,拉过姐姐啪啪打屁股,母亲正从门口过,连说“打得好!打得好!”阿姨明白:谁家孩子不金贵?这是董边信得着我呀!

  打是打,但阿姨只打我们屁股,用包了布的笤帚头打。久而久之,我们自知犯错误了,一招呼,自觉地趴下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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